碳交易 – 碳中和人才平台

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丁吴勇：注意培育零碳竞争力

carbonhrss — Sat, 06 May 2023 13:51:46 +0000

转自：中国环境网

据欧洲理事会官网发布的消息，欧洲理事会和欧洲议会近日达成一项临时协议，确定欧盟碳关税将于2023年10月起正式试运行。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日本也紧随欧洲提出开展碳税项目。部分行业巨头，如华为、微软为减少碳排放，在供应商标准中明确了环保要求。碳成为新的国际贸易壁垒，也是重要的资源环境生产要素，会重构产业和地区竞争力。作为外向型经济大国，抢抓碳中和红利，提高产业和地区竞争力，培育零碳竞争力等不得、也等不起。

随着碳达峰碳中和国家目标的提出，国内零碳城市、零碳工厂等概念应运而生，零碳竞争力逐渐引起重视并取得一定的发展。不容忽视的是，当前仍然存在产业发展不完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体系不健全和国际话语权弱等问题，制约着零碳竞争力的提高。

要推进产业体系低碳转型。资源要素已成为生产要素的组成部分，对生产构成了约束，影响着产业高质量发展。以数字化智能化为抓手推动传统产业绿色转型，充分释放数据资源优势，把握高效、低碳、智能的数字化技术发展趋势，加快数据生产要素与传统生产要素的融合，引导传统企业开展数字化升级，优化生产流程、产业结构、环境治理，通过管理减少碳排放。推动能源低碳化转型，增强风电、太阳能光伏发电和核电等绿色电力在能源供给中贡献能力，完善绿色电力市场化交易机制，全面提高能源的绿色化效率，实现全产业链条的低碳化转型，通过能源结构转型减少碳排放。加快碳捕集碳封存技术的研发，降低企业使用减排技术的成本，提高减排技术使用的效益，推动碳捕集碳封存技术的规模化商业化应用，变“废”为宝，通过技术减少碳排放。

扎实推进我国碳排放权市场建设。完善健全的国内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运行机制，有利于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为企业培育零碳竞争力提供激励；也有利于我国掌握与国际就承认国内碳价开展对话的主动权，提高国际碳市场的话语权；更有利于将碳排放交易的收入留在国内，促进碳汇产业发展壮大，夯实碳产业循环发展的基础。从去年7月全国碳市场开启以来，据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全国碳交易”公众号公布，截至2022年11月30日，全国碳交易累计成交2.03亿吨、90.16亿元。我国碳市场虽然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碳市场，但仍然存在制度不健全、数据质量不高、纳入行业范围偏窄、交易方式单一等问题，导致市场参与不积极、市场流动性偏低。推动碳市场交易立法，完善管理运行的规章制度，加强制度保障，明确政策发展方向，坚定行业发展信心；推动碳计量标准制定和应用，加强碳数据质量管理；逐步扩大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管控行业范围，提高碳市场活跃度；加快重启国家自愿减排交易机制，优化碳定价市场化机制，完善市场交易主体激励机制，为培育企业零碳竞争力提供有力支撑。

积极参与国际碳排放标准体系建设。把握国际气候治理结构性转型的机遇，积极参与国际碳排放权体系建设，公平合理划分碳排放的责任和碳排放的权力，争取更多的主动权。关注国际统一碳市场发展,加快完善碳排放监测核查报告制度和标准体系，重视国内标准与国际标准的对接和沟通，加强与国际碳信用的衡量标准、全球碳价的形成以及碳市场的互联互通，参与国际碳市场标准制定，掌握碳市场话语权，提高国际竞争力。

作者单位：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酒店业碳排放高于全球平均实现净零目标越显迫切

carbonhrss — Sat, 15 Apr 2023 12:49:49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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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显示，酒店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仍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反映出酒店业减少碳排放的迫切性。

世邦魏理仕(CBRE)近期的酒店研究报告显示，截至2023年3月，全球酒店行业以及零售机构、医疗保健和休闲住宿等行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都超过了全球平均水平，显示酒店及休闲产业减少碳排放的迫切性。

报告指出，酒店公司一般都将能源效率、碳排放、节水和垃圾减量列为气候相关举措的重点领域。但是酒店业整体虽已开始改变运营方式，以在这四个领域变得更加具有可持续性，但是，酒店行业的利益相关者还需在标准框架内进行更有一致性的数据记录，以了解并衡量其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目标相关的绩效进展。

该报告利用Greenview测量方法和康奈尔酒店可持续发展指数的分析结果显示，在Greenview排名前25的国家中，美国、英国、德国和西班牙是酒店业每间客房能源使用量最低的国家之一，而榜上每间客房的能源使用量最多的国家为阿联酋、沙特阿拉伯、日本和越南。每间客房碳排放量最低的国家为法国、哥伦比亚和英国，而每间房间碳排放量最高的国家则分别是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印度尼西亚。在用水量方面，德国、英国、法国和美国的每间客房用水量最低，而越南、埃及和马来西亚的用水量最高。

从全球各个国家及其不同的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策略来看，报告中提到英国和欧洲制定了远大的减排目标，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领导者，针对亚太地区主要酒店集团对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策略的情况而言，新加坡和澳大利亚是碳中和领域的领导者。

随着酒店业对ESG解决方案往更可持续、更尽责方向发展的需求和兴趣不断提升，酒店业未来前景乐观，但酒店业利益相关者还应进一步了解ESG相关的立法、举措和趋势，以做出更有意义的努力并发挥积极影响。就近期而言，报告指出，虽有许多酒店品牌和运营商已承诺改善ESG绩效并实现净零目标，但欧盟、英国和亚太地区经济增长放缓、美国经济预计将衰退，可能会导致其减缓短期内的进展。

(易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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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碳市场减排成效初显，碳排放配额累计成交量突破2亿吨

carbonhrss — Sat, 15 Apr 2023 12:42:47 +0000

极目新闻记者兰莎通讯员吕露李书颖

4月12日，全国碳市场数据质量管理暨全国碳市场第二个履约周期配额预分配工作培训班在湖北省武汉市中碳登大厦召开。极目新闻记者从大会上获悉，全国碳市场上线一年多以来，运行平稳有序，交易价格稳中有升，碳价处在合理区间，减排成效初显。截至2023年4月11日，全国碳市场碳排放配额（CEA）累计成交量突破2亿吨，累计成交额超过100亿元。

会上，湖北宏泰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曾鑫表示，作为湖北省唯一一个省级金融投资集团，湖北宏泰集团正在着力构建具有湖北特色的碳金融生态系统，推动湖北低碳产业发展，依托中碳登大厦，打造湖北特色的双碳生态圈。一年多来，全国碳市场运行平稳有序，交易价格稳中有升，碳价处在合理区间，减排成效初显。中碳登是宏泰集团打造的双碳生态圈的核心平台，在系统建设、业务管理、市场服务等方面保障全国碳市场第一个履约周期平稳运行，是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的核心基础设施平台，承担了全国碳市场的重要业务和管理职能。截至2023年4月11日，中碳登累计完成421个工作日的清结算；碳排放配额累计成交数量共计2.34亿吨，累计成交金额共计106.87亿元；累计清算共计60750笔，累计清算金额213.74亿元。总体来看，全国碳市场建设取得了积极成效，增强了企业“排碳有成本，减碳有收益”的低碳发展意识，发挥了碳定价功能，推动企业减排成本降低，实现了搭建基础框架、制度框架、夯实管理机制，打通各环节流程的预期目标。

据悉，党的十八大以来，湖北积极推进应对气候变化，高度重视和践行绿色低碳发展，环境保护取得了积极进展。全省以年均3%的能源消费增速支撑了地区生产总值年均7.6%的GDP增长，单位地区生产总值碳排放累计下降超过40%。与此同时，作为全国首批七个碳交易试点之一，湖北省充分发挥先发优势，在完善市场交易体制，培育市场主体，加强市场监管等方面积极探索。目前，交易门槛从试点初期的综合能耗6万吨标煤下降到1万吨标煤，控排企业从最初的138家增加到339家，利用市场机制促进节能降碳效果逐步显现。

湖北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周水华表示，碳市场是一个新型要素市场，正处在起步阶段，下一步将继续发挥全国碳市场试验田的作用，坚持全国碳市场服务和区域碳市场建设统筹推进，不断完善碳市场及建设，提升数字质量管理水平，为全国碳市场建设，贡献湖北智慧和湖北经验。

（来源：极目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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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国力等：基于碳排放影响因素的城市群碳达峰研究

carbonhrss — Sat, 15 Apr 2023 12:41:37 +0000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黄河流域城市群和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协同推进路径与模式”(72050001)；国家高端智库重大课题和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重点应急课题“基于产业链金融链数据链协同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设计、模式路径和政策措施”。作者简介：高国力，男，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研究领域为区域经济、区域政策；文扬，男，助理研究员，经济学博士，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研究领域为资源经济、区域经济；王丽，女，副研究员，管理学博士，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研究领域为可持续发展、城市与区域；徐睿宁，女，研究助理，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研究领域为城市与区域发展。通讯作者：文扬

内容提要：城市群是我国经济、人口高度集聚的地区，也是碳排放较为集中的空间单元，更是率先实现碳达峰的排头兵、领头雁。本文运用STIRPAT模型分析了城市群碳排放的影响因素，预测了各城市群在不同情境下的碳排放量和碳达峰时间，构建了压力、潜力和动力指数，对城市群碳达峰压力、碳减排潜力和碳减排达峰动力进行测算。研究发现，人口规模、富裕程度、城镇化水平和技术水平对城市群碳排放量产生显著影响。对城市群碳达峰的预测结果表明，哈长、长三角、京津冀和珠三角城市群在四种情景下均能于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北部湾、关中平原和兰州—西宁城市群在低增长慢降耗情境和低增长快降耗情境下能够在2025—2028年实现碳达峰，而在高增长慢降耗情境和高增长快降耗情境下无法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呼包鄂榆城市群在四种情境下都无法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进一步研究指出，应根据碳达峰压力、碳减排潜力和碳减排达峰动力对城市群进行分类，并针对不同类型城市群提出差异化的碳达峰实现路径。本文认为，各城市群要通过制定差异化碳达峰目标、推动差异化碳达峰路径模式、明确差异化减碳降碳重点领域、加大低碳脱碳技术研发应用、推动多样化低碳战略性平台建设、完善推进碳达峰监督考评机制，从而率先实现碳达峰。

关键词：城市群 STIRPAT 碳达峰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5766(2023)02—0039—20

一、引言

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应对全球气候变暖，是世界各国共同的责任。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深入推进，能源消耗和碳排放快速增长(Lin和Benjamin，2019)[1]。2005年，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Liu和Lin，2019)[2]。BP(2020)[3]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一次能源消耗量达到141.7艾焦，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98.3亿吨，占全球比重分别高达24.3%和28.8%，能源降耗和碳减排面临巨大压力。中国政府承诺在，2030年前达到碳排放峰值，碳达峰目标的实施，意味着中国碳减排重点逐步从基于排放强度转向基于排放总量的控制(Yang等，2019[4]；田云和陈池波，2019[5])。另外，中国地域辽阔，各地区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资源禀赋、人口分布等方面差异显著。此外，由于科技发展水平的不同，各地区的能源利用效率和碳减排效率也存在差异(Li等，2020[6]；武红，2015[7])。为了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目标，中国的国家目标必须在区域层面上依据“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原则进行分解。因此，如何在区域层面公平而有效地制订碳达峰计划和确定路径模式是当前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为减缓气候变化，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中国做出了巨大努力。国际承诺方面，2020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宣布，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机构建设方面，相继成立了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等工作支持机构，负责研究制定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重大战略、方针和对策(解振华，2009[8]；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1[9])。相关政策方面，相关部门陆续出台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十三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十三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等宏观政策，明确在工业、交通、建筑和能源等领域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李俊峰等，2016)[10]，并先后启动了三批国家低碳试点城市(张华，2020)[11]和全国碳交易市场建设。

城市群是城市高度一体化的空间形态，已成为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区域空间组织的主要形式(He等，2021[11]；马燕坤，2016[13])。城市群是指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内，依托一定的基础条件，各城市按照一定的结构发生着紧密联系，共同构成地域整合体(姚士谋等，2006[14])。在过去的40多年里，城市群对中国的城镇化和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乔彬和李国平，2006[15]；Fang和Yu，2017[16]；方创琳，2018[17]；魏守华等，2013[18])。城镇和人口密集、中心城市作用突出、城市之间经济社会联系紧密、开放程度较高是城市群的重要特征(陈雯等，2015)[19]。高技术产业发展、信息技术应用、快速交通网络建设、经济快速增长和结构优化以及区域一体化已成为推动城市群发展的主要动力(王利伟和冯长春，2016[20]；郑艳婷等，2016[21]；高鹏等，2019[22])。城市群代表着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先进水平，承担着率先实现碳达峰的重任，为其他地区做出示范并提供宝贵经验，是区域层面实现碳达峰的重点和关键。

本文以城市群为研究对象，采用STIRPAT模型分析了人口规模、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技术水平等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首先，本文对非平衡面板数据进行了平稳性检验，并对回归结果进行豪斯曼(Hausman)检验，根据检验结果选取合适的回归结果进行分析，采用改变样本容量法对模型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其次，依据各城市群不同行业的碳排放效率和碳排放占比现状，剖析了各城市群碳减排的重点领域和任务，随后设置了四种不同情境，在各情境下根据STIRPAT模型回归结果预测了各城市群2022—2035年的碳排放量和实现碳达峰的时间。最后，构建了压力、潜力和动力指数，对各城市群的碳达峰压力、碳减排潜力和碳减排达峰动力进行测算，根据测算结果提出了不同类型城市群差异化的碳达峰路径模式。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有:第一，从城市群视角出发，运用STIRPAT模型，分析城市群碳排放的影响因素，探索区域碳达峰的路径模式。现有研究主要关注省域碳达峰路径模式，然而在省级单元内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发展阶段、特色产业、优势领域差异很大，省级行政区统一的达峰路径模式并不一定适合各城市。城市群作为高度关联的城市联合体，内部各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特征相似度较高，碳达峰路径模式可在城市群内复制推广。第二，针对我国11个城市群，设置不同情境预测了碳达峰的时间和峰值，揭示了不同发展阶段城市群实现碳达峰的难度，并根据各城市群碳排放结构现状以及各产业碳减排效率，明确了减排重点领域；第三，现有研究主要通过分析减排潜力来明确不同区域的碳达峰路径模式，但却忽视了各区域实现碳达峰所面临的客观压力，本文构建了城市群碳达峰压力指数、碳减排潜力指数和碳减排达峰动力指数，根据所面临的碳达峰压力和存在的碳减排潜力对城市群进行分类，并提出了差异化的碳达峰路径模式。

二、文献综述

1. 碳排放影响因素

关于碳排放影响因素，国内外学者主要采用STIRPAT模型和对数平均迪氏分解法(LMDI)等方法进行定量分析，并认为应重点关注人口规模、经济社会发展和能源消耗等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从人口规模和社会经济发展角度，以人均GDP表征人均收入，研究发现人口规模和人均收入是对中国人均碳排放影响最大的因素(林伯强和蒋竺均，2009[23]；王娟和张克中，2014[24]；Wen等，2020[25])，人口规模和人均GDP的增长导致更多的生产和消费，带来了能源消耗和碳排放的增长，从而推高了碳排放。另外，人均碳排放增长率与人均GDP存在正相关关系，扩大经济社会发展规模会产生更多碳排放，人口规模增长将增加对能源在内的各种资源需求，但是，当经济发展越过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 Kuzents Curve，EKC)“拐点”时，人均GDP与碳排放呈负相关(Pan和Zhang，2020)[26]。环保财政支出的增加则出乎意料地导致了碳排放增长(Yang等，2018)[27]，城镇化水平对交通和生活碳排放产生正向影响(Li等，2020)[28]。从能源消耗角度，不管是从不同行业视角还是省级区域视角，大部分学者都认为，能源强度下降是碳排放减缓的主要驱动因素(Xu等，2014[29]；Ren等，2012[30]；Kim和Kim，2012[31])。但是，能源强度的下降幅度普遍还不足以抵消由于人口规模和人均收入增长等因素所导致的碳排放增加，在保持人均收入持续增长的同时，减缓碳排放的关键是进一步降低能源强度，调整产业和能源结构(Chen等，2019[32]；Gu等，2019[33]；孙耀华和仲伟周，2014[34])。

2. 碳达峰目标实现预测

关于碳达峰目标实现，大部分研究主要运用STIRPAT模型，设置不同情境对我国及部分区域碳排放进行预测。研究普遍认为，在合理的经济社会发展速度与碳排放强度降速等情境下，中国有可能在2030年前提早实现碳达峰(Liu和Xiao，2018[35]；Su和Lee，2020[36]；Fang等，2019[37])；而在某些情境下，无法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渠慎宁和郭朝先，2010[38]；马丁和陈文颖，2017[39])，碳排放峰值即为EKC曲线“拐点”，中国应加强清洁能源的开发与利用，在“两高”行业推广节能减排技术，提升服务业在经济结构中的比重，从而减少碳排放，实现碳达峰目标。对于各地区碳排放预测，青岛市要实现碳达峰目标压力非常大，需要大力控制人口规模、降低能耗强度、提升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提高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积极扩大内需(Wu等，2018)[40]。江苏省未来仍需发展节能减排技术、提高技术水平，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使经济增长趋向新常态(黄蕊等2016)[41]。中国应对省级层面碳排放进行区分，从而更加明确各省市在节能减排中承担的责任(杜强等，2013)[42]。

3. 碳达峰实现路径

关于碳达峰实现路径，研究主要从行政区域和重点行业两个维度进行分析。从行政区域维度，学者普遍认为，控制能耗总量及增速、优化能源结构、推广绿色技术、构建低碳经济、降低能耗强度等是实现碳达峰的主要路径(胡西武等，2021[43]；程云鹤，2021[44]；刘甜等，2015[45])。另外，加快碳交易市场建设、逐步实施征收碳税、开展绿色补偿激励、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等体制机制建设也是我国实现碳达峰的主要路径(胡鞍钢，2021)[46]。构建差异化绿色能源体系、推进生产生活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完善碳排放法律法规和协同管理机制等是实现碳达峰的变革路径(王怡，2022)[47]。丰富碳汇资源储备，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构建多能互补体系和多能竞争市场体制，是实现中西部地区能源共济和2030年前碳达峰等目标的重要手段(胡西武等，2021[43]；程云鹤，2021[44])。考虑中西部各省份的差异，应细化阶段目标任务、厘清各地区减排关键领域、加大财政金融对技术研发推广的支持力度、实施动态评估机制(田云和陈池波，2019)[5]。沿海工业城市要加强区域碳排放统计及相关能力建设，并确定各行业碳排放强度先进值，从而更好服务全国碳达峰目标的实现(刘甜等，2015)[45]。从重点行业维度，电力和工业高能耗部门是实现碳达峰的关键部门，要通过普及供应侧的低碳发电技术和消费侧的节能减排技术，推动关键部门分阶段实现碳达峰，并将2030年碳排放峰值控制在100亿-108亿吨之间(马丁和陈文颖，2016)[48]。另外，政府要进一步引导激励制造业增加以节能减排为目的的投资活动，从而激发制造业的碳减排潜力，助力制造业实现碳达峰(邵帅等，2017)[49]。同时，在工业领域中，建材和纺织业能够率先实现碳达峰，石油化工和电力行业最具减排潜力，应根据减排潜力分行业、分阶段制定碳达峰战略，加强行业间统筹协作，推动工业领域尽早实现碳达峰(王勇等，2017)[50]。通过设定适当的经济发展速度和人口规模增速，制定低碳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战略，鼓励使用新能源汽车，提高交通运输能效，是推动中国交通脱碳化的主要路径(Wang等，2021)[51]。

4. 文献评述

已有研究为碳排放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和碳达峰实现路径做了丰富的探索，但仍存在以下不足:一是研究对象聚焦全国、省级行政区或单个城市。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产业结构、技术水平等差异较大，各地区要实行分批梯次达峰，实现目标和政策的分类指导。以全国和省级行政区作为研究对象太过于宏观，碳达峰目标无法体现各区域的差异性，实现路径难以与各地区的产业特点、基础相适应。而以单个城市作为研究对象又过于微观、特征性较强，实现路径仅能在特定区域复制推广。二是研究在分析碳达峰实现路径时仅关注了节能减排潜力，缺乏对达峰压力的统筹考虑。发达地区实现碳达峰的难度较小，节能减排潜力也较小，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的部分相对落后地区，尽管节能减排潜力较大，但实现社会经济发展与碳排放脱钩难度较大。仅考虑减排潜力的碳达峰路径模式研究，脱离了各地区或各行业发展现状的客观事实，无法得出切实可行的结论与建议。

三、研究设计

1. 样本选取

国家“十三五”“十四五”规划确定了全国19个城市群，其中，跨省域城市群由于涉及主体广、覆盖范围大、影响程度深，主要由中共中央、国务院或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规划。属于上述情况的城市群共有11个，分别是京津冀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哈长城市群、成渝城市群、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北部湾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呼包鄂榆城市群、兰州—西宁城市群，各城市群范围①如表1所示。

①鉴于数据的可获性，研究对象中长江中游城市群不包含湖北省天门、仙桃和潜江三个省辖县级市；珠三角城市群不包含香港和澳门；哈长城市群不包含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原城市群不包含河南省辖县级市济源；北部湾城市群不包含海南省儋州市以及东方、澄迈、临高和昌江四个省辖县或省辖县级市；兰州—西宁城市群不包含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下辖县市，青海省海东市、海北藏族自治州、海南藏族自治州和黄南藏族自治州下辖县市。另外，鉴于区县数据采集困难，对于国土面积、人口和经济规模占其所在地级市比重较大的区县，将其地级市全境纳入研究范围，反之则不考虑。纳入研究范围的地级市包括:长江中游城市群的江西省抚州市和吉安市；成渝城市群的重庆市以及四川省绵阳市、达州市和雅安市；关中平原城市群的陕西省商洛市，山西省运城市和临汾市以及甘肃省平凉市和庆阳市；兰州—西宁城市群的甘肃省白银市和定西市。

2. 模型设计

(1)STIRPAT模型。为在不同情境下对未来碳排放进行预测，本文采用STIRPAT模型分析了人口规模、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能源消耗强度等因素对城市群碳排放量的影响。STIRPAT模型是由Ehrlich和Holdren(1971)[52]提出的IPAT模型变化而来。IPAT模型旨在定量分析人口(population)、富裕水平(affluence)和技术(technology)对环境的影响(impact)，即I=P×A×T。在考察城市群碳排放影响因素时，模型可表示为:

其中，C为城市群碳排放量；P为城市群常住人口数，表征人口规模；GDP为城市群GDP；E为城市群能源消耗；G为城市群人均GDP，表征富裕程度；IS 为城市群能源消耗强度，表征技术水平；FA为单位能源碳排放系数，是常数项，假设InFA=α。

对式(1)两边取对数后，可以得到下式：

但是，IPAT模型默认各因素对环境的影响呈线性关系，且可考察的影响因素有限，无法分析其他因素对环境的影响。为了克服IPAT模型的局限性，Dietz和Rosa(1994)[53]提出了IPAT方程的随机模型，即STIRPAT模型，公式为。在考察城市群碳排放影响因素时，模型可表示为:

其中，α为模型系数；β1、β2和β3为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γ为控制变量的估计系数；X为控制变量；ε为随机误差项。

STIRPAT模型拒绝了单位弹性假设，增加了随机性，且具有更好的扩展延伸性。在该模型中，可以增加对环境有影响的其他因素，例如城镇化率、财政支出等。在模型变量选择上，本文选取城市群碳排放作为被解释变量，选取城市群常住人口、人均GDP和能源消耗强度作为解释变量。近年来，城市群聚集了大量人口和产业，承载了全国一半以上的人口总量和60%以上的地区生产总值，生产规模和消费规模随着人口规模和富裕程度的增加而增长，从而推动化石燃料消耗碳排放的增长。随着城市群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深入，推动清洁生产技术快速发展，碳排放强度稳步下降，致使碳排放增速逐渐放缓。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报告指出，除人口规模、经济增长和能源强度外，城镇化水平是影响碳排放的另一重要因素(Pachauri等，2015)[54]。城镇化与碳排放之间的联系错综复杂，涉及因素包括城市形态、发展水平和基础设施等。在交通运输、建筑、工业、家庭生活等主要排放领域，城镇地区对能源的消费要高于农村地区，特别是城镇商业用电、工业用电远高于农业生产用电，而我国电力供应主要来自于燃煤发电，产生较大份额的碳排放。另外，根据已有文献可知，财政支出和劳动力资源对环境的间接影响也不容忽视(赵哲和谭建立，2020[55]；刘书玲等，2018[56]；朱勤，2018[57])。在一般公共预算主要支出项目中，节能环保支出是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政府对节能减排项目的财政支持。城市群公共财政支出增加，特别是节能环保类支出的增加，将引导低碳生产生活方式，推动城市群碳减排。另外，劳动力是影响产业生产率的关键要素，城市群就业规模的增加将影响劳动生产率，进而提升碳减排效率，降低碳排放强度。因此，为控制解释变量以外的其他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综合考虑数据可得性，本文选取城镇化率、公共财政支出和从业人员数作为控制变量。

各因素对城市群碳排放的影响机理如图1所示。

本文构建的城市群碳排放影响因素模型如下:

其中，UB为城市群城镇化率，表征城镇化水平；FE为城市群财政一般预算内支出，表征公共财政支出；EM为各产业从业人员总数，表征就业规模；β4、β5和β6为控制变量的估计系数；μi为个体不随时间变化的因素。

(2)碳达峰压力指数。由于中国确定了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的目标，因此对于各城市群而言，碳达峰时间是实现碳达峰目标首当其冲的压力。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增速是城市群实现碳达峰的另外两个压力，碳排放量较大的城市群实现碳达峰，对全国实现碳达峰的贡献较高，因此其率先实现碳达峰的责任更大；而对于碳排放增速较高的城市群，控制碳排放增长速度面临的阻力较大，短期内实现碳达峰的压力也较大。因此，本文从时间、规模和速度三个视角构建了城市群碳达峰压力指数。构建的城市群碳达峰压力指数如下所示:

其中，Iρr为城市群碳达峰压力指数；ITαv为城市群目标压力指标，反映不同情境下各城市群实现碳达峰的平均年份，表征为实现碳达峰目标所面临的压力；IC为城市群碳排放贡献压力指标，反映2030年各城市群在四种情境下碳排放平均值的相对大小，表征助力全国实现碳达峰所肩负责任带来的压力；ICg为城市群本源压力指标，反映2022—2030年各城市群在四种情境下碳排放平均增速的相对大小，表征在各自碳排放增长速度下实现碳达峰所面临的压力。γ、δ和θ为各压力指标的权重。考虑到各压力指标的单位不同，需要对各指标数值进行标准化处理，如下所示：

其中，I为标准化指标；i为城市群编号；x为原始指标；min x表示所有城市群x指标的最小值，max x表示所有城市群x指标的最大值。

(3)碳减排潜力指数。本文基于效率与公平的视角构建了城市群碳减排潜力指数。从效率角度来看，碳排放强度越高，说明碳排放效率越低，表明通过技术升级和结构调整手段降低碳排放的潜力越大；从公平角度来看，每个人都有排放同等二氧化碳的权利，人均碳排放量越高，则表明通过经济调控手段降低碳排放的潜力越大。潜力指标数值根据式(6)进行标准化处理，构建的城市群碳减排潜力指数如下所示：

其中，IPo为城市群碳减排潜力指数；Ief为城市群效率潜力指标，反映2030年各城市群在四种情境下碳排放平均强度的相对大小，表征在碳排放效率方面存在的碳减排潜力；Ifa为城市群公平潜力指标，反映2030年各城市群在四种情境下人均碳排放平均值的相对大小，表征在碳排放公平性方面存在的减排潜力；ρ和σ分别为效率和公平潜力指标的权重。

(4)碳减排达峰动力指数。城市群需要综合考量其碳达峰压力和碳减排潜力，以制定全面科学的减排方案和碳达峰目标。根据上述碳达峰压力指数和碳减排潜力指数，本文构建了城市群碳减排达峰动力指数，如下所示：

其中，Ifo为城市群碳减排达峰动力指数，φ和ω分别为城市群碳达峰压力指数和碳减排潜力指数的权重。

3. 数据来源及处理

研究中2005年、2010年、2012年和2015年各城市群地级市碳排放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温室气体工作组编制的《中国城市二氧化碳排放数据集(2005)》《中国城市二氧化碳排放数据集(2010)》《中国城市二氧化碳排放数据集(2012)》和《中国城市温室气体排放数据集(2015)》，经济、人口及城镇化数据来源于各省份统计年鉴。其中，地区生产总值以2005年的不变价格进行标准化换算。由于地级市能源消耗相关数据的缺失，研究采用省域数据表征各城市群能源消耗情况，能源消耗强度数据来源于《能源统计年鉴》和各省份统计年鉴，各类能源的标准煤折算系数来源于《能源统计年鉴2019》，如表2所示。各城市群地级市从业人员数和公共财政支出来源于《城市统计年鉴》，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3所示。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1. 城市群碳排放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11个城市群2005年、2010年、2012年和2015年的面板数据，剔除缺失值并将非连续时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处理成平衡面板数据后进行混合0LS回归，估算了城市群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随后，根据豪斯曼(Hausman)检验结果对模型进行选择，并对模型进行了稳健性检验。根据式(4)，为解决各变量量纲不一致的问题，本文构建的STIRPAT模型分别对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取对数。因此，在进行检验和回归之前，首先要对所有变量进行对数处理。

(1)平稳性检验。为了避免变量的非平稳而导致的伪回归，需要对面板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由于研究数据为非平衡面板数据，因此选用Fisher type检验进行平稳性检验。根据表4的检验结果可知，无论是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还是控制变量的检验统计量均显著，模型中的所有变量均平稳，通过平稳性检验，面板数据可以用于回归分析。

(2)模型估计结果。通过估计方程(4)检验了人口规模、富裕程度和技术水平对城市群碳排放的影响。模型分别引入了个体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个体固定效应模型解决了不随时间而变但随个体而异的遗漏变量问题，随机效应解决了误差的自相关性，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第(1)列回归没有引入控制变量、随机效应和固定效应，人口规模、富裕程度和技术水平对碳排放的影响均在0.01水平上显著。第(2)列回归加入控制变量并引入随机效应，三个控制变量对碳排放的影响不显著，其他三个解释变量对碳排放的影响依旧维持在0.01水平上显著。第(3)列回归加入控制变量并引入固定效应，公共财政支出和从业人员数对碳排放影响不显著，人口规模、富裕程度、技术水平和城镇化水平对碳排放的影响分别在0.1、0.05、0.1和0.05水平上显著，估计系数分别为0.97、1.046、0.459和0.826。

为检验模型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计算了回归模型自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结果显示，第(1)~(3)列OLS回归模型的VIF分别为9.174、8.772、8.264，均未超过10，说明回归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3)豪斯曼检验。为确保回归结果的可靠性，选取合适的模型结果进行分析，本文对模型结果进行Hausman检验。城市群碳排放影响因素回归模型的Hausman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结果表明，城市群碳排放的Hausman检验结果显著，Hausman检验拒绝原假设，结合固定效应模型的F检验结果可知，固定效应模型的效果优于随机效应模型和OLS回归，应选用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进行分析。根据上述Hausman检验结果，碳排放量测算公式如下:(4)回归结果分析。如表5第(4)列所示，各因素对城市群碳排放的影响程度有所差异。其中，富裕程度的提升是推动城市群碳排放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人口规模和城镇化水平的升高也是导致城市群碳排放增加的重要因素；技术水平的进步，即能源消耗强度的下降，能起到一定程度的减排作用；公共财政支出和从业人员总数对城市群碳排放的影响并不显著。人口规模的回归系数在各模型中都为正，常住人口的增加对碳排放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城市群常住人口增加1%，碳排放量将增加0.97%。人口增长对碳排放的弹性系数小于1，人口的聚集将推动规模化生产和提升公共设施利用效率，从而使人均碳排放有所下降，致使人口增长产生的边际碳排放递减。富裕程度的回归系数在各模型中都为正，经济增长是碳排放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人均GDP增加1%，碳排放量将增加1.046%。经济增长对碳排放的弹性系数略大于1，城市群的经济增长主要由投资、资源等传统要素驱动，科技创新驱动能力不足，尚未充分发挥技术创新降碳作用。即，当前城市群的发展模式仍较粗放，经济增长伴随着资源能源的大量消耗，为排放密集型经济增长方式，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不高，科技创新的作用还未充分发挥，整体尚未进入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阶段，造成经济增长产生的边际碳排放递增。技术水平的回归系数在各模型中也都为正，能源消耗强度的下降促进了碳减排。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能源消耗强度下降1%，碳排放量将下降0.459%。能源消耗强度对碳排放的弹性系数低于0.5，城市群清洁生产技术的提高降低了能源消耗强度从而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碳排放，但是技术水平进步所带来的碳减排却十分有限，先进技术产生的边际减碳递减，技术减排效果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需要进一步加强技术研发投入。相较于其他促进碳排放增长的因素，能耗强度对碳排放的影响较小。城市群通过降低能耗强度推动的碳减排不足以抵消其他因素拉动的碳排放增长，致使城市群的碳排放量总体呈上升趋势。城镇化水平在OSL和随机效应模型中不显著，在固定效应模型中显著为正，说明城镇化进程对碳排放增长有一定的影响。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城镇化率增加1%，碳排放量将增加0.826%。整体而言，随着城市群的城镇化建设与推进，带动了碳排放一定程度的增长。但是，城镇的集聚效应有利于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导致城镇化提升带来的边际碳排放递减。(5)稳健性检验。为检验固定效应模型的稳健性，本文采用改变样本容量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在11个城市群样本的基础上增加了山东半岛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的规划范围为山东省全境。回归结果第(4)列为稳健性检验结果，根据结果可知，各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显著程度与估计系数并没有很大的变化。人口规模、技术水平依旧在0.1水平上显著，估计系数分别为0.967和0.384；富裕水平和城镇化水平仍在0.05水平上显著，估计系数分别为1.044和0.882；公共财政支出和从业人员总数对碳排放影响依然不显著，且估计系数正负号无变化。模型通过稳定性检验。2. 城市群碳达峰预测(1)各年碳排放状况。城市群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及自然资源禀赋不同，导致碳排放差别较大。在11个城市群中，长三角和京津冀城市群碳排放量远超其他城市群，2010年碳排放量均超过10亿吨，2015年碳排放量分别为15.7亿吨和11.3亿吨，如图2所示。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关中平原、呼包鄂榆和珠三角城市群碳排放量居中，2015年碳排放量均在4亿~8亿吨之间，如图3所示。哈长、北部湾和兰州-西宁城市群碳排放量远低于其他城市群，2015年碳排放量均未超过4亿吨，如图4所示。各城市群第一产业碳排放占比非常低，长江中游、哈长和北部湾城市群的第一产业碳排放占比分别为1.7%、1.9%和1.1%，其他城市群的第一产业碳排放占比均不足1%。因此，第一产业碳排放并不是各城市群碳减排的重点领域。各城市群第二产业碳排放占比非常高，均超过了60%。其中，关中平原、呼包鄂榆和兰州-西宁城市群的第二产业碳排放效率较低、强度较高，排放强度分别为5.9吨/万元、7.3吨/万元和5.7吨/万元，第二产业是这三个城市群碳减排的重点领域。长江中游、哈长、成渝和北部湾城市群的第三产业碳排放占比较高，均超过了10%，且第三产业碳排放效率较低、强度较高，排放强度分别为0.49吨/万元、0.45万元/吨、0.63吨/万元和0.40吨/万元，第三产业是这四个城市群碳减排的重点领域。长三角、兰州-西宁、京津冀和珠三角城市群的生活和间接碳排放占比较高，均超过了14%，且人均生活和间接碳排放较高，均超过了1.5吨/万元，生活和间接碳排放是这四个城市群的重点减排领域。(2)碳排放预测情境设置。根据世界资源研究所(Rich等，2014)[58]提出的碳达峰判断依据，某地区的碳排放达到峰值后的五年或者更长的历史时间内碳排放呈下降趋势即为已经实现碳达峰。针对中国2030年实现碳达峰的目标，本文对影响碳排放的主要解释变量设置了四种不同的情境，分别为高增长快降耗、低增长快降耗、高增长慢降耗和低增长慢降耗，并在四种情境下，基于STIRPAT模型预测了各城市群2022-2035年碳排放量。根据边际效益递减原则，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技术水平的提高，其发展速度不断放缓，对应指标的增速或降幅也将不断下降。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相对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对应指标的增速或降幅也下降更快。将城市群的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和技术水平分别按照总人口、人均GDP、城镇化率、能源消耗强度等指标进行聚类，其中，长江中游、成渝、长三角、中原、京津冀和珠三角城市群属于人口规模较大城市群；长三角、呼包鄂榆、京津冀和珠三角城市群属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城市群；长三角、呼包鄂榆、京津冀和珠三角城市群属于城镇化水平较高城市群；哈长、成渝、长三角、中原和珠三角城市群属于技术水平先进城市群。在低(高)增长情境中，经济社会处于发展速度放缓(保持高速发展)状态；在慢(快)降耗情境中，技术水平提升较慢(快)导致能源消耗强度缓慢(快速)下降。各情境中经济社会和技术水平指标的增速以2015-2018年均增速为基准进行变化，相关指标设置如表7所示。(3)碳达峰预测。根据STIRPAT模型回归结果，在四种不同情景下预测了2022—2035年各城市群的碳排放量。在高增长慢降耗情境下，经济社会高速发展造成大量碳排放增长，技术水平缓慢提升放缓了碳减排速率，城市群实现碳达峰速度非常慢。在高增长快降耗情境下，经济社会高速发展造成碳排放增长，技术水平快速提升促进了碳减排速率，城市群碳达峰取决于两者的平衡。在低增长慢降耗情境下，经济社会低速发展使得碳排放增长缓慢，技术水平缓慢提升放缓了碳减排速率，城市群碳达峰取决于两者的平衡。在低增长快降耗情境下，经济社会低速发展使得碳排放增长缓慢，技术水平快速增长提高了碳减排速率，城市群实现碳达峰速度非常快。在11个城市群中，哈长、长三角、京津冀和珠三角城市群在四种情境下都能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如图5所示。由于经济社会发展放缓，哈长城市群是最先实现碳达峰的城市群，在2022年即已实现碳达峰，四种情境的平均达峰排放量为3.42亿吨。长三角、京津冀和珠三角城市群分别在2023-2027年、2024-2028年和2026-2030年实现碳达峰，四种情境的平均达峰排放量分别为21.09亿吨、15.7亿吨和6.66亿吨。这三个城市群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已经开始从经济快速增长迈向高质量增长阶段，率先实现达峰难度较小。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北部湾、关中平原和兰州-西宁城市群在低增长慢降耗情境和低增长快降耗情境下均能够在2025-2028年间实现碳达峰，而在高增长慢降耗情境和高增长快降耗情境下均无法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如图6所示。这六个城市群在四种情境下的平均达峰排放量分别为11.91亿吨、8.65亿吨、8.34亿吨、3.08亿吨、7.28亿吨和1.95亿吨。这六个城市群尚处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且承接了发达城市群转移的碳排放密集产业，仍有较大的碳排放需求，要率先实现碳达峰难度较大。呼包鄂榆城市群在四种情境下都无法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如图7所示。2022-2035年，呼包鄂榆城市群的碳排放逐年稳步增长，且增速逐年放缓，该城市群在四种情境下2035年的平均碳排放量为7.93亿吨。该城市群属于能源输出型，生产的能源和电力向全国其余地区输送。为了满足其余地区的需求，该城市群能源消耗将维持增长态势，中长期内无法实现碳达峰目标。全部城市群在高增长快降耗情境、低增长慢降耗情境和低增长快降耗情境下分别能够在2029年、2025年和2025年实现碳达峰，而在高增长慢降耗情境下无法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如图8所示。全部城市群在四种情境下的平均达峰排放量为94.97亿吨。五、进一步研究1. 城市群碳达峰压力根据式(5)构建的碳达峰压力指数模型，对各城市群碳达峰压力进行测算，结果如表8所示。目标压力源自于上级部门的目标考核，属于外部压力。责任压力与本源压力是由各城市群自身碳排放量与增速所产生的压力，属于内部压力。外部压力与内部压力优先级相同，故γ=δ+θ=0.5。另外，各城市群应站在全国一盘棋角度，优先考虑其对全国实现碳达峰的责任，再考虑减缓碳排放增速的压力，因此δ>θ。考虑到不同压力指标的优先级，目标压力指标、责任压力指标和本源压力指标的权重分别设置为0.5、0.3和0.2。从表8可以看出，在11个城市群中，呼包鄂榆和长江中游城市群面临的碳达峰压力较大，碳达峰压力指数均超过0.6。成渝、北部湾、关中平原、长三角、中原、京津冀和珠三角城市群的碳达峰压力适中，碳达峰压力指数均在0.4~0.6之间。兰州-西宁和哈长城市群的碳达峰压力较小，碳达峰压力指数分别为0.36和0.02。2. 城市群碳减排潜力根据式(7)构建的碳减排潜力指数模型，对各城市群碳减排潜力进行测算，结果如表9所示。在评估减排潜力时需要兼顾公平与效率，因此效率潜力指标和公平潜力指标的权重均设置为0.5。在11个城市群中，呼包鄂榆、兰州-西宁和关中平原城市群存在的碳减排潜力较大，碳减排潜力指数均超过了0.35。中原和京津冀城市群存在的碳减排潜力适中，碳减排潜力指数均为0.18。长三角、北部湾、长江中游、成渝、珠三角和哈长城市群的碳减排潜力较小，碳减排潜力指数均未超过0.1。3. 城市群碳减排达峰动力根据式(8)构建的碳减排达峰动力指数模型，对各城市群碳减排达峰动力进行测算，结果如表10所示。在确定城市群碳达峰路径模式时，需要综合考虑碳达峰压力和碳减排潜力。考虑到碳达峰是目标考核，各城市群无论减排潜力大小都要在2030年前助力实现全国碳达峰，因而压力指数的优先级要高于潜力指数，即φ>ω，碳达峰压力指数和碳减排潜力指数权重分别设置为0.6和0.4。在11个城市群中，呼包鄂榆和关中平原城市群的减排达峰动力较大，碳减排达峰动力指数分别为0.88和0.48，呼包鄂榆城市群的三项指数均为所有城市群最高。呼包鄂榆和关中平原城市群的碳达峰压力都不小，且碳减排潜力都很大，属于碳减排动力源城市群，需要重点关注能源开采与加工、黑色金属冶炼、化工等“两高”行业生产工艺的低碳绿色改造，与碳达峰示范城市群开展低碳发展合作，引入先进低碳技术，实现能源高效利用，助力尽早实现碳达峰。长江中游、中原、成渝、兰州-西宁、北部湾、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碳城市群的碳减排达峰动力适中，碳减排达峰动力指数均在0.25~0.4之间。中原和兰州-西宁城市群的碳达峰压力不大，但是碳减排潜力也不小，属于低碳培育型城市群，需要重点关注风能、太阳能、生物质等清洁能源的利用，加强储能场景应用，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形成以可再生能源为主、储能调峰为辅的多能互补新格局，鼓励碳汇资源开发，加快碳捕获、利用与封存(CCUS)的应用示范，加强碳中和储备。长江中游、成渝、京津冀、长三角、北部湾和珠三角城市群的碳达峰压力不小，但是碳减排潜力却不大。长江中游、成渝和北部湾城市群属于高质量转型城市群，需要重点关注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制造业数字化绿色化转型、产业价值服务化延伸，提升产业电气化水平，实现产业低碳发展和高质量转型。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属于碳达峰示范城市群，需要重点关注建筑、交通、生活等全方位减排，积极发展零碳建筑，构建低碳交通网络体系，引导低碳生活与消费方式，打造安全高效的数字化智慧能源体系，并加大低碳科技创新研发力度，突破现有技术瓶颈，通过技术溢出效应支持帮助其他地区尽快实现碳达峰。哈长城市群的减排达峰动力较小，减排达峰动力指数为0.02。该城市群的三项指数均为所有城市群最低。如前所述，哈长城市群经济社会发展趋缓，在不采取任何措施的情况下，也可最快实现碳达峰。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1. 研究结论本文运用STIRPAT模型分析了人口规模、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技术水平等因素对城市群碳排放的影响。结果显示，人口规模、富裕程度、技术水平和城镇化水平能够显著影响城市群碳排放。基于模型回归结果预测了各城市群2022-2035年碳排放量和碳达峰时间。哈长、长三角、京津冀和珠三角城市群在四种情境下都能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北部湾、关中平原和兰州-西宁城市群在低增长慢降耗情境和低增长快降耗情境下均能够在2025-2028年间实现碳达峰，而在高增长慢降耗情境和高增长快降耗情境下均无法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呼包鄂榆城市群在四种情境下都无法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研究最后测算了城市群碳达峰压力、碳减排潜力和碳减排达峰动力，呼包鄂榆和关中平原城市群的碳减排达峰动力较大，这两个城市群的碳达峰压力都不小，且碳减排潜力都很大；中原和兰州-西宁城市群的碳减排达峰动力适中，这两个城市群的碳达峰压力不大，但是碳减排潜力也不小；长江中游、成渝、京津冀、长三角、北部湾和珠三角城市群的碳减排达峰动力适中，这六个城市群的碳达峰压力不小，但是碳减排潜力却不大；哈长城市群的碳减排达峰动力较小，该城市群的碳达峰压力和碳减排潜力均为所有城市群最低。2. 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针对中国城市群碳达峰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制定差异化碳达峰目标。各城市群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现状特征判断未来发展情境，并进一步参照STIRPAT模型预测的碳达峰时间和达峰排放量，因地制宜设定碳达峰目标。哈长城市群经济社会发展趋缓，可最快实现碳达峰，要在2024年前实现碳达峰，达峰排放量控制在3.42亿吨左右。长三角、京津冀和珠三角城市群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技术水平先进，已从经济快速增长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率先实现碳达峰难度较小，要在2025-2029年间率先实现碳达峰，为较晚实现碳达峰地区提供宝贵的发展空间，碳达峰排放量分别控制在21.09亿吨、15.7亿吨和6.66亿吨左右。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北部湾、关中平原和兰州-西宁城市群尚处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且承接了发达城市群转移的碳排放密集产业，仍有较大的碳排放需求，要率先实现碳达峰难度较大，要力争在2030年左右实现，碳达峰排放量分别控制在11.91亿吨、8.65亿吨、8.34亿吨、3.08亿吨、7.28亿吨和1.95亿吨左右。呼包鄂榆城市群是能源输出型城市群，提供了全国其他地区的能源和电力消费。为了满足全国其余地区的能源需求，该城市群能源消耗将维持增长态势，中长期内几乎无法实现碳达峰。第二，推动差异化碳达峰实现路径。综合考虑城市群的碳达峰压力、碳减排潜力、碳减排达峰动力指数，各城市群应实行差异化碳达峰路径。减排动力源城市群(呼包鄂榆和关中平原)要引入先进技术，推动“两高”行业绿色低碳改造；低碳培育型城市群(兰州-西宁和中原)要积极推进“风光储一体化”现代能源体系建设，鼓励碳汇开发与CCUS应用；高质量转型城市群(长江中游、成渝和北部湾)要加快产业低碳高质量转型，提升产业电气化水平；碳达峰示范城市群(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要实现建筑、交通、生活等全方位减排，加强绿色低碳技术攻关，突破现有技术瓶颈，通过技术溢出效应支持其他地区尽早实现碳达峰。哈长城市群在保障人口和产业不断聚集前提下，加快实现碳达峰。第三，明确差异化减碳降碳重点领域。第一产业不是各城市群碳减排的重点领域。关中平原、呼包鄂榆和兰州-西宁城市群碳减排的重点领域是第二产业。长江中游、哈长、成渝和北部湾城市群应大力推动第三产业碳减排。长三角、兰州-西宁、京津冀和珠三角城市群应强化生活和间接碳减排。中原城市群应将各行业的碳排放增速维持在较低水平，统筹推进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生活和间接领域碳减排措施，综合控制各行业碳排放增速。第四，加大低碳脱碳技术研发应用。支持城市群强化低碳技术研发，引导企业、研发机构、服务中介以及各类社会组织参与低碳技术创新，推动城市群成为低碳技术创新高地。强化对清洁煤技术的开发利用，积极推广燃煤高效发电、先进燃烧、烟气净化等技术。拓展风能、太阳能、水能、地热能等清洁能源利用深度与广度。在中原、长江中游、哈长、长三角城市群以完善生物质资源收运体系为重点，降低成本，促进生物质能发电规模开发。鼓励城市群率先推动智慧能源建设，促进城市群加快绿色智能高效的交通运输技术研究和推广，推动新能源和清洁车辆的开发应用，因地制宜推广天然气汽车，广泛运用“互联网+”、北斗卫星完善智能交通体系。积极发展零碳建筑、近零碳排放园区社区，推广运用建筑光伏发电、热泵采暖、高效绝热、高效电器等技术对传统建筑进行改造。支持对可控核聚变、氢燃料、海洋能、碳汇农业、碳捕获与封存等战略性技术实行集中攻关。第五，推动多样化低碳战略性平台建设。稳步推动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支持专门设立城市群碳排放权交易板块，鼓励建设城市群碳排放权交易所。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探索开展碳配额招拍挂，在其他城市群采用差异化基准值法分配配额。建立城市群碳排放数据库，共享碳排放交易信息，研究编制城市群碳排放权交易指数。支持率先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探索开展吸引境外投资者参与国内碳市场的境内外碳资产回购式融资模式。搭建城市群低碳发展协调平台，因地制宜推动建立城市群低碳发展组织机构，组织开展城市群碳达峰市长联席会议、部门合作协商会议等。加强城市群交流平台建设，鼓励城市群内各城市轮流举办碳达峰博览会、展会，广泛开展低碳发展论坛、研讨会、磋商对话，不断完善国内外低碳发展合作交流机制。积极构建城市群低碳发展融资平台，鼓励政策性银行与商业银行联动创新低碳发展融资系统，强化碳税、碳债券、碳基金、碳保险、碳期权、碳资产证券化等工具创新。建立碳达峰信息交流和宣传平台，普及低碳知识，让城市居民、企业和社会组织在低碳节能减排中发挥主动作用。第六，完善推进碳达峰监督考评机制。健全城市群碳排放相关统计标准，完善评价和碳标识制度，在国家统一指标下突出城市群的引领性适度提高标准并结合不同城市群特征细化内部方案。积极推动城市群能源、工业、交通、建筑等重点行业部门制定实施碳达峰行动方案，实施重点领域碳排放强度分类管理。在设立相关指标和标准时，强化降污减碳协同推进。鼓励各城市群公布碳达峰期限和达峰峰值目标，并制定路线图和施工图。健全城市群碳排放动态监测体系，鼓励独立有资质第三方机构对城市群碳排放数据进行核查。实施城市群碳排放公报制度，按照相关标准编制年度碳排放清单。完善城市群碳排放考核制度，将碳排放情况纳入各城市年度工作目标责任考核体系。建立城市群碳排放考评预警和奖惩制度，实行碳排放红黄绿灯分档预警机制，根据各城市碳排放完成情况实施严格规范的奖励或处罚。加强城市群碳达峰国际交流合作，率先推进碳减排标准、统计、监测等领域与国际接轨。

原发：《经济管理》202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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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编辑：竹书流年

碳排放术语及解读

carbonhrss — Sat, 15 Apr 2023 12:36:57 +0000

1、碳交易

即把二氧化碳排放权作为一种商品，买方通过向卖方支付一定金额从而获得一定数量的二氧化碳排放权，从而形成了二氧化碳排放权的交易。碳交易市场是由政府通过对能耗企业的控制排放而人为制造的市场。通常情况下，政府确定一个碳排放总额，并根据一定规则将碳排放配额分配至企业。如果未来企业排放高于配额，需要到市场上购买配额。与此同时，部分企业通过采用节能减排技术，最终碳排放低于其获得的配额，则可以通过碳交易市场出售多余配额。双方一般通过碳排放交易所进行交易。第一种情况，如果企业减排成本低于碳交易市场价时，企业会选择减排，减排产生的份额可以卖出从而获得盈利；第二种情况，当企业减排成本高于碳市场价时，会选择在碳市场上向拥有配额的政府、企业、或其他市场主体进行购买，以完成政府下达的减排量目标。若未足量购买配额以覆盖其实际排放量则面临高价罚款。通过这一套设计，碳交易市场将碳排放内化为企业经营成本的一部分，而交易形成的碳排放价格则引导企业选择成本最优的减碳手段，包括节能减排改造、碳配额购买、或碳捕捉等，市场化的方式使得在产业结构从高耗能向低耗能转型的同时，全社会减排成本保持最优化。

2、碳排放

碳排放，是人类生产经营活动过程中向外界排放温室气体（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氢氟碳化物、全氟碳化物和六氟化硫等）的过程。碳排放是目前被认为导致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之一。我国碳排放中占比最大的（54%）来源于电力和供热部门在生产环节中化石燃料的燃烧。

3、碳达峰

广义来说，碳达峰是指某一个时点，二氧化碳的排放不再增长达到峰值，之后逐步回落。根据世界资源研究所的介绍，碳达峰是一个过程，即碳排放首先进入平台期并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波动，之后进入平稳下降阶段。碳达峰是实现碳中和的前提条件，尽早地实现碳达峰可促进碳中和的早日实现。据此，结合我国的承诺的时间节点：

1）从现在至 2030 年，我国的碳排放仍将处于一个爬坡期；

2）2030-2060 年这 20 年间，碳排放要渡过平台期并最终完成减排任务。

4、碳中和

碳中和是指企业、团体或个人测算在一定时间内直接或间接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然后通过植树造林、节能减排等形式，抵消自身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实现二氧化碳“零排放”。

5、碳汇

碳汇（Carbon Sink）：一般是指从空气中清除二氧化碳的过程、活动、机制。主要是指森林吸收并储存二氧化碳的多少，或者说是森林吸收并储存二氧化碳的能力。研究数据表明，我国的碳汇能力逐步提升，通过大力培育和保护人工林， 2010-2016 年我国陆地生态系统年均吸收约11.1 亿吨碳，吸收了同时期人为碳排放的 45%，可见林业碳汇在碳中和愿景中扮演重要角色，碳汇项目将助力我国实现碳中和目标。

6、碳捕集利用与封存

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简称CCUS，是把生产过程中排放的二氧化碳进行捕获提纯，继而投入到新的生产过程中进行循环再利用或封存的一种技术。其中，碳捕集是指将大型发电厂、钢铁厂、水泥厂等排放源产生的二氧化碳收集起来，并用各种方法储存，以避免其排放到大气中。

7、碳排放权

碳排放权，即核证减排量（Certification Emission Reduction，CER）的由来。2005 年，伴随《京都议定书》生效，碳排放权成为国际商品。碳排放权交易的标的称为“核证减排量（CER）”。排放权从哪里来？配额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并存。

8、碳排放配额、自愿减排量

按照碳交易的分类，目前我国碳交易市场有两类基础产品，一类为政府分配给企业的碳排放配额，另一类为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 2020 年 12 月发布的《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中指出，CCER 是指对我国境内可再生能源、林业碳汇、甲烷利用等项目的温室气体减排效果进行量化核证，并在国家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注册登记系统中登记的温室气体减排量。

第一类，配额交易，是政府为完成控排目标采用的一种政策手段，即在一定的空间和时间内，将该控排目标转化为碳排放配额并分配给下级政府和企业，若企业实际碳排放量小于政府分配的配额，则企业可以通过交易多余碳配额，来实现碳配额在不同企业的合理分配，最终以相对较低的成本实现控排目标。

第二类，作为补充，在配额市场之外引入自愿减排市场交易，即 CCER 交易。CCER 交易指控排企业向实施“碳抵消”活动的企业购买可用于抵消自身碳排的核证量。 “碳抵消”是指用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源或增加温室气体吸收汇，用来实现补偿或抵消其他排放源产生温室气体排放的活动，即控排企业的碳排放可用非控排企业使用清洁能源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或增加碳汇来抵消。抵消信用由通过特定减排项目的实施得到减排量后进行签发，项目包括可再生能源项目、森林碳汇项目等。碳市场按照 1:1 的比例给予 CCER 替代碳排放配额，即 1 个 CCER 等同于 1 个配额，可以抵消 1 吨二氧化碳当量的排放，《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规定重点排放单位每年可以使用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抵销碳排放配额的清缴，抵消比例不得超过应清缴碳排放配额的 5%。

9、二氧化碳当量

英文全称为：carbon dioxide equivalent。指为统一度量整体温室效应的结果，需要一种能够比较不同温室气体排放的量度单位，由于二氧化碳增温效应的贡献最大，因此，规定二氧化碳当量为度量温室效应的基本单位，用作比较不同温室气体排放的量度单位。通过全球增温潜势进行换算。

10、碳强度

英文全称为：carbon intensity，指按另一个变量(如国内生产总值、产出能源的使用或交通运输等)单位排放的二氧化碳量。

11、碳固定

英文全称为：carbon sequestration，指增加除大气之外碳库的碳储量的过程。

12、人为排放

英文全称为：anthropogenic emissions，指人类活动引起的各种温室气体、气溶胶，以及温室气体或气溶胶的前体物的排放。这些活动包括各类化石燃料的燃烧、毁林、土地利用变化、畜牧业生产、化肥施用、污水管理，以及工业流程等。

13、直接排放

英文全称为：direct emissions，指在定义明确的边界内各种活动产生的物理排放，或在某一区域、经济部门、公司或流程内产生的排放。

14、间接排放

英文全称为：indirect emissions，指在定义明确的范围内，如某个区域、经济部门、公司或流程的边界内各种活动的后果，但排放是在规定的边界之外产生的排放。例如如果排放与热量利用有关，但物理排放却发生在热量用户的边界之外，或者排放与发电有关，但物理排放却发生在供电行业的边界之外，那么这些排放可描述为间接排放。

15、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英文全称为：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该公约于 1992 年 5 月 9 日在纽约通过，并于 1992 年里约热内卢地球峰会上由超过 150 个国家和欧洲共同体签署，公约在控制气候变化领域有着基石意义。公约由序言、二十六条正文和二个附件组成。包括公约目标、原则、承诺、研究与系统观测、教育培训和公众意识、缔约方会议、秘书处、公约附属机构、资金机制和提供履行公约的国家履约信息通报及公约有关的法律和技术等条款。UNFCCC 也是负责支持公约实施的联合国秘书处的名称，其办公室位于德国波恩。本秘书处，在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相助下，旨在通过会议和有关各项战略的讨论取得共识。公约的最终目标是“将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一个能使气候系统免受危险的人为干预的水平上”。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下，公约包含了针对所有缔约方的承诺。公约中的附件一缔约方的共同目标是在 2000 年前将未受《蒙特利尔议定书》管控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恢复到 1990 年的水平。公约于 1994 年 3 月开始生效。1997 年 UNFCCC 通过了《京都议定书》。

16、“三可原则”：可测量、可报告和可核查

英文全称为：measurement, reporting and verification, MRV。根据制定的相关温室气体核算、报告的指南或方法学，完成相应区域、机构、组织或项目的温室气体排放和清除的量，监管或管理机构也可按相应的指南或方法学对其进行核查的原则，是国际社会、组织和机构对温室气体排放和减排核算监测与报告的基础要求。

17、森林

英文全称为：forest。指最小面积 0.05 至 1.0 公顷的土地上，郁闭度（或同等存量水平）大于 10%~30%、就地树高度达到 2~5 米。森林可为由具有不同高度层次的树木和下层灌木覆盖很大部分地面郁闭林或疏林组成。幼年天然林地和树冠密度可达到 10%至 30%或树高 2 至 5 米的所有种植园均包括在森林范围内；由于人类干扰(如采伐或自然因素)暂时无林木但可望恢复为森林的，通常看成是森林的一部分，也属森林范围。我国定义：森林是指土地面积大于等于 0.067 公顷，郁闭度大于等于 0.2，就地生长高度可达到 2 米以上（包含 2 米）的以树木为主体的生物群落，包括天然与人工幼林，符合这一标准的竹林，以及国家特别规定的灌木林，行数在 2 行以上（含 2 行）且行距小于等于 4 米或冠幅投影宽度在 10 米以上的林带。

18、森林碳汇

英文全称为：forest carbon sink，指森林植物群落通过光合作用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将其固定在森林植被和土壤中的所有过程、活动或机制。

19、林地

英文全称为：forest land，这一类别包括拥有与国家温室气体（GHG）清单中用来界定森林的阈值相一致的木本植被的所有土地，在国家一级细分为经营和非经营林地，并且也按《2006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中规定的生态系统类型细分。它还包括其植被目前低于但可望超过林地类别阈值的系统。

20、碳库

英文全称为：carbon pools，具有累积或释放碳的能力的库或系统，碳库的实例有森林生物量、土壤和大气层。森林碳库，通常包括地上生物量、地下生物量、枯落物、枯死木和土壤有机质五个碳库。其单位为质量单位。此外，木质林产品也可以视作是一个碳库。单位是质量单位。

21、生物量

英文全称为：biomass，生态系统中植物地上、地下、活和枯死的有机干物质，例如树木、作物、草及其枝叶、根等。生物量包括地上和地下生物量。

22、地上生物量

英文全称为：above-ground biomass，土壤层以上以干重表示的植被所有活体的生物量，包括干、桩、枝、皮、种子、花、果和叶及草本植物。

23、地下生物量

英文全称为：below-ground biomass，所有活根生物量，通常不包括难以从土壤有机成分或枯落物中区分出来的细根（直径≤ 2.0mm）。

24、土壤有机碳

英文全称为：soil organic carbon，一定深度内（通常为 1.0m）矿质土和有机土（包括泥炭土）中的有机碳，包括难以从地下生物量中区分出来的细根（小于 2mm）。

25、碳循环

英文全称为：carbon cycle，碳循环是一种生物地质化学循环，指碳元素在地球上的生物圈、岩石圈、水圈及大气中交换。碳的主要来源有四个，分别是大气、陆上的生物圈（包括淡水系统及无生命的有机化合物）、海洋及沉积物。通过化学、物理和生物过程进行从库到库的碳交换。与氮循环和水循环一起，碳循环包含了一系列使地球能持续存在生命的关键过程和事件。碳循环描述了碳元素在地球上的回收和重复利用，包括碳沉淀。

26、碳密度

英文全称为：carbon density，单位面积的碳储量。通常指有机碳。

27、碳通量

英文全称为：carbon flux，指碳循环过程中，在单位时间单位面积二氧化碳从一个库向另一个库的转移量。

28、排放系数

英文全称为：emission factor，与活动数据有关和排放出的化合物数量系数。在给定运行条件下对某一类活动的排放系数通常是基于测量数据的样本得到的平均代表性排放率。

29、碳足迹

“碳足迹”的概念源自于“生态足迹”，主要以二氧化碳排放当量（CO2 equivalent，简写成CO2eq）表示人类的生产和消费活动过程中排放的温室气体总排放量。相较于单一的二氧化碳排放，碳足迹是以生命周期评价方法评估研究对象在其生命周期中直接或间接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对于同一对象而言，碳足迹的核算难度和范围要大于碳排放，其核算结果包含着碳排放的信息。目前碳足迹可以按照其应用层面（分析尺度）分成“国家碳足迹”、“城市碳足迹”、“组织碳足迹”、“企业碳足迹”、“家庭碳足迹”、“产品碳足迹”以及“个人碳足迹”。

“产品碳足迹”是指某一产品在其生命周期过程中所导致的直接和间接的CO2及其他温室气体（以CO2排放当量的形式表示）排放总量。

30、碳信用

英文全称为：carbon credit，国际有关机构依据《京都议定书》等国际公约，发给温室气体减排国、用于进行碳贸易的凭证。一个单位的碳信用通常等于吨或相当于 1 吨二氧化碳的减排量。清洁技术的推广应用会得到额外的补偿，因此这对清洁技术的研发和使用起到激励作用。在很多用于评估减缓经济成本的模型中，碳价通常被用来作为表示减缓政策努力程度的替代参数。

关于碳排放，你了解多少？

carbonhrss — Sat, 15 Apr 2023 12:35:46 +0000

关于碳排放行业的一些名词---碳中和、碳达峰、碳交易等等，你了解多少呢？接下来为大家整理一下，相关行业词汇的解释，方便大家进入碳排放行业之后，持续学习更多。

1、什么是碳排放？

碳排放是指人类生产经营活动过程中向外界排放温室气体（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氢氟碳化物、全氟碳化物和六氟化硫等）的过程。

碳排放是目前被认为导致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之一。我国碳排放中占比最大的（54%）来源于电力和供热部门在生产环节中化石燃料的燃烧。

2、什么是碳达峰？

广义来说，碳达峰是指某一个时点，二氧化碳的排放不再增长达到峰值，之后逐步回落。根据世界资源研究所的介绍，碳达峰是一个过程，即碳排放首先进入平台期并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波动，之后进入平稳下降阶段。

碳达峰是实现碳中和的前提条件，尽早地实现碳达峰可促进碳中和的早日实现。据此，结合我国的承诺的时间节点：1）从现在至 2030 年，我国的碳排放仍将处于一个爬坡期；2）2030-2060 年这 20 年间，碳排放要渡过平台期并最终完成减排任务。

3、什么是碳中和？

4、什么是碳汇（Carbon Sink）？

碳汇（Carbon Sink）：一般是指从空气中清除二氧化碳的过程、活动、机制。主要是指森林吸收并储存二氧化碳的多少，或者说是森林吸收并储存二氧化碳的能力。

研究数据表明，我国的碳汇能力逐步提升，通过大力培育和保护人工林， 2010-2016 年我国陆地生态系统年均吸收约11.1 亿吨碳，吸收了同时期人为碳排放的 45%，可见林业碳汇在碳中和愿景中扮演重要角色，碳汇项目将助力我国实现碳中和目标。

5、什么是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

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简称CCUS，是把生产过程中排放的二氧化碳进行捕获提纯，继而投入到新的生产过程中进行循环再利用或封存的一种技术。其中，碳捕集是指将大型发电厂、钢铁厂、水泥厂等排放源产生的二氧化碳收集起来，并用各种方法储存，以避免其排放到大气中。该技术具备实现大规模温室气体减排和化石能源低碳利用的协同作用，是未来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技术选择之一。

6、什么是碳交易？

碳交易，即把二氧化碳排放权作为一种商品，买方通过向卖方支付一定金额从而获得一定数量的二氧化碳排放权，从而形成了二氧化碳排放权的交易。

碳交易市场是由政府通过对能耗企业的控制排放而人为制造的市场。通常情况下，政府确定一个碳排放总额，并根据一定规则将碳排放配额分配至企业。如果未来企业排放高于配额，需要到市场上购买配额。与此同时，部分企业通过采用节能减排技术，最终碳排放低于其获得的配额，则可以通过碳交易市场出售多余配额。双方一般通过碳排放交易所进行交易。

第一种情况，如果企业减排成本低于碳交易市场价时，企业会选择减排，减排产生的份额可以卖出从而获得盈利；

第二种情况，当企业减排成本高于碳市场价时，会选择在碳市场上向拥有配额的政府、企业、或其他市场主体进行购买，以完成政府下达的减排量目标。若未足量购买配额以覆盖其实际排放量则面临高价罚款。

通过这一套设计，碳交易市场将碳排放内化为企业经营成本的一部分，而交易形成的碳排放价格则引导企业选择成本最优的减碳手段，包括节能减排改造、碳配额购买、或碳捕捉等，市场化的方式使得在产业结构从高耗能向低耗能转型的同时，全社会减排成本保持最优化。

7、什么是碳排放配额、自愿减排量（CCER）？

按照碳交易的分类，目前我国碳交易市场有两类基础产品，一类为政府分配给企业的碳排放配额，另一类为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

8、如何进入碳排放行业

碳排放行业目前还属于热门行业，是进入此行业的最佳时期，有兴趣的朋友不要错过。

什么是碳排放

carbonhrss — Sat, 15 Apr 2023 12:31:13 +0000

碳排放：是指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燃烧活动和工业生产过程以及土地利用变化与林业等活动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也包括因使用外购的电力和热力等所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

碳排放主要与温室气体有关，温室气体是指大气中吸收和重新放出红外辐射的自然和人为的气态成分，包括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亚氮（N2O）、氢氟碳化物（HFCs）、全氟化碳（PFCs）、六氟化硫（SF6）和三氟化氮（NF3）。

碳排放权：是指分配给重点排放单位的规定时期内的碳排放额度。

碳排放权是具有价值的资产，可以作为商品在市场上进行交换——减排困难的企业可以向减排容易的企业购买碳排放权，后者替前者完成减排任务，同时也获得收益。这就是碳交易的基本原理。展望未来，碳排放权可能超过石油，成为全球交易规模最大的商品。

建设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是利用市场机制控制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政策工具。首批纳入覆盖的超2000家电力企业碳排放量超过40亿吨二氧化碳。

简述碳排放

carbonhrss — Sat, 15 Apr 2023 12:30:03 +0000

1896年，瑞典科学家斯万Ahrrenius警告说，二氧化碳排放量可能会导致全球变暖。然而，直到20世纪70年代，随着科学家们逐渐深入了解地球大气系统才引起了大众的广泛关注。

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由联合国组织签订，目的就是强制发达国家碳排放要有限制，不能随便排了；发展中国家因为还要发展经济，所以暂时不约束。

然后就是各自的不平衡，吵吵闹闹的一直到1997年，作为公约的补充，在日本京发布了《京都议定书》，给二氧化碳这个满世界都有的东西赋予了价值，碳交易就此产生。

这个方式最大的变化是巧妙地用市场手段来节能减排，达到控制碳排放量，国家、地区、企业你想排放可以，花钱买排放权就行，顺便你如果节能减排做得好还能挣钱。

后来美国、日本、新西兰、德国、欧盟分别都启动了碳排放交易机制，只有欧盟做的最成功最有效，现在中国碳排放交易市场也要启动了。

现在简述一下碳排放交易，就一个地区来说，参与者大致分为：政府、重点排放企业（控排企业）、咨询公司、中间商、第三方核证机构（DOE）。

政府先制定标准（方法学），让所有企业盘查能耗统一标准；

对达到排放一定数值（1万吨）的能耗企业历史数据进行盘查，一般都是咨询公司帮着做；

怕你核算不准确，所以安排第三方核查机构专业人员对碳盘查报告进行审定；

然后政府根据企业历史数据给你分配一定的配额，就是只能允许你排放这么多，多了，就得去市场买排放权（配额或者CER），否则就罚款。

各自企业从政府划拨的配额是可以买卖的，各取所需。

CER叫核证件排量，中国的是CCER,叫核证自愿减排量，为了区别清洁发展机制的CER，主要来自清洁能源项目，例如一个光伏项目，本身不产生排放，发了点发送到国家电网，替代了化石能源发电。

咨询公司根据主管部门发布的方法学，计算出一定时间内产生的减排量，经过核证机构核证后到主管部门备案后就能放网上卖钱了，他可以当配额使，抵消一定的减排量。

上面企业到了履约期时候，排放的量超过政府发放的配额量，就得去碳交易市场买CCER或者配额，进行清缴。

当然，配额和CCER作为金融产品，是可以买卖的，控排企业、中间商、咨询公司都可以相互买卖，挣取差价。

只要履约的时候保证控排企业账户里有足够的量就行。

今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启动，中碳所落户上海，中碳登落户武汉，首批2225家电力企业纳入管控范围。

对于重点排放单位需要接触的三大系统：温室气体排放信息管理系统、注册登记系统、碳排放权交易系统，前提是得现在交易所开设会员账户，才能使用三大支撑系统。

温室气体排放信息管理系统是量化报告企业自身温室气体排放的，录入数据或者文件导入后，第三方核查机构先核查，并出具核查报告。

注册登记系统接收政府发放的配额，但是想要交易需要先将权益转移到交易账户（二级市场），利用这个系统，控排企业可以记录配额、转移、清缴、注销。

碳排放权交易系统是企业进行碳资产交易的平台，各试点的政策不同，例如深圳，主要分为定价点选和大宗交易，实行的涨跌幅限制，分别是10%和30%。

第一期-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气候行动领导力高级研修班

碳卫士 — Mon, 27 Mar 2023 01:18:25 +0000

研修班背景

气候变化是当今人类社会最大的威胁。

人类活动造成的气候变化及其日益恶化的极端影响已形成强有力的科学共识，包括过去一百年全球平均温度显著上升、北冰洋海冰迅速消失、令人担忧的海洋酸化，以及近年来世界各地强烈的极端高温、极端干旱、极端降水等极端天气事件频发，随之带来重度热浪、干旱和洪涝、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直接影响人类的生存环境。

为应对气候变化挑战，在一九九二年召开的里约地球峰会上，联合国各会员国通过了三项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和《防治荒漠化公约》。这三项关键公约是人类社会对环境和发展问题普遍关切的结果，其核心是可持续发展。

中国政府对可持续发展理念及气候变化问题历来极为重视，特别是自二零二一年以来，一系列顶层指导意见和行动实施方案相继出台，旨在推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对企业的制度环境和商业生态有着深刻影响。与此同时，伴随着全球碳中和进程提速，国际市场、国际国内供应链上下游及员工个体等利益相关者的气候行动诉求也显著增强。面对这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优秀的企业领导者都将自发的重塑商业理念，切实履行气候行动责任，并对商业模式、组织管理和产品研发等进行颠覆式创新，打造核心竞争力，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协同并进。

由联合国训练研究所上海国际培训中心在华推出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气候行动领导力高级研修班课程，将从全球变暖科学发现之旅及气候变化国际谈判简史为原点，围绕全球碳中和主流路线、中国双碳目标背景起源及双碳战略顶层设计、清洁发展机制起源、全球碳市场和绿色金融现状及前景等实质性热点性议题，引导学员深刻理解这场极富价值、极具挑战的时代变革，并力图引导学员积极投身于这场伟大的气候行动之中，成就个人、荣耀组织、回报社会。

主办单位

联合国训练研究所上海国际培训中心

协办单位

上海市国资国企改革发展研究中心

承办单位

加拉帕戈斯（上海）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主办单位简介

联合国训练研究所上海国际培训中心成立于2006年，是联合国训练研究所在上海成立的面向亚太地区的国际培训中心，是联合国训练研究所全球培训网络的成员单位。

联合国训练研究所于1963年成立，现总部在瑞士日内瓦，是联合国大会直属的最高级别事务执行机构，主要承担联合国系统中的培训和研究两项职能。

联合国训练研究所全球培训网络目前由30个国际培训中心组成，遍布亚洲，非洲，澳大利亚，欧洲，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在全世界范围内提供创新培训，是政府部门，私营企业和民间组织之间交流知识的枢纽。

协办单位简介

上海市国资国企改革发展研究中心为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直属事业单位，主要承担国资国企改革和国企党建相关前瞻性、战略性、系统性研究，国资监管和国企改革发展决策咨询，国有经济运行监测分析，国资智库平台建设等职责。

上海市国资国企改革发展研究中心为公益一类事业单位，核定事业编制40名，设置办公室、组织人事部、资本研究部、企业研究部、党建研究部、数据研究部等6个内设机构。

上海市国资国企改革发展研究中心致力于办好“上海国资高峰论坛”，聚焦国资发展热点和国企改革实践，主办外向型强、参与面广、影响力大的主题论坛，畅谈改革、交流经验，打造成为主题明确、交流充分、层级高端的国资论坛品牌。建立多核多层的立体化交流分享机制，打造青年智库大咖“智研汇”、系统专家“思享会”、中心员工“悦读荟”三位一体的学术交流品牌。

培训特色

本次培训由联合国训练研究所全球培训网络的成员单位——联合国训练研究所上海国际培训中心主办，上海市国资国企改革发展研究中心协办，加拉帕戈斯（上海）咨询管理有限公司具体承办，学员完成两天课堂课程后，撰写结业论文经评审合格，将获得由联合国训练研究所上海国际培训中心颁发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气候行动领导力高级研修班培训证书。

培训对象

政府部门、事业单位、科研院所以及国企管理层；全国及地方碳排放管控行业的相关单位管理层；国家低碳试点省市、园区、社区及政府与应对气候变化相关工作管理层；关注气候变化行动、有志参与交易、管理和研究的经济社会各界人士。

培训时间

2023年4月26日-28日

培训形式

线上线下融合课堂

培训证书

学员完成两天课堂课程后，撰写结业论文经评审合格，将获得由联合国训练研究所上海国际培训中心颁发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气候行动领导力高级研修班培训证书。

课程模块

模块一：全球变暖科学发现之旅

模块二：气候变化国际谈判简史

模块三：碳中和主流路线全球概览

模块四：中国双碳目标背景起源

模块五：中国双碳战略顶层设计

模块六：京都议定书与碳交易起源

模块七：全球碳市场现状及前景

模块八：碳资产管理与碳金融服务

模块九：实地游学及现场教学

师资阵容

国际国内应对气候变化领域资深专家；中国双碳政策的制定者、设计者与践行者；国际国内碳市场研究机构、碳资产管理服务机构、第三方审核认证机构、绿色金融产品创新与投资机构的资深专家。

宾晖

李易

李志青

仝岩

倪受彬

黄明

王宇露

沈国红

岳庆松

窦永华

黄丽君

齐康

师资简介

宾晖：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副总经理，复旦大学博士，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学位兼职导师，上海交通大学兼职教授。主要负责全国碳市场系统建设和组织上海碳市场建设。参与了长三角排污权交易机制设计以及我国深海海底勘探的立法研究。主持和承担了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财政部以及上海市的二十多项碳交易和排污权交易的重大项目和课题，以及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机构的多项重大课题。

李易：男，祖籍开封，学者，教授，研究员，天使投资人。现任上海社科院数字化绿色化协同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安徽长三角双碳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上海国资国企可持续发展专项课题组组长，清华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先后担任号百控股、传化智联、硕贝德、伟仕佳杰等多家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以课题组组长身份主持开发了上海国资控股上市公司应对气候变化信息披露评价体系及系列指数；以总架构师身份主持开发了联合国训练研究所在华推出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ESG领导力高级研修班项目、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气候行动领导力高级研修班项目；以总干事身份主持运营上海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奔向零碳青少年科普专项基金。已公开出版多本个人专著，其中，《移动的力量》入选中国互联网时代百本必读书目；《互联网+》入选二零一六年度中共中央国家机关读书活动推荐书目；新作《第四次浪潮：数字化绿色化协同发展》、《全球变暖：从科学到政治的奇幻漂流》即将出版，《ESG：企业社会责任与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碰撞与耦合》正在艰苦撰写中。亦是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华社、中新社等主流媒体长期采访对象。

知名新经济学者，绿色数字化理念提出者。现任上海社科院绿色数字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社会兼职包括但不限于清华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上海国资国企可持续发展专项课题组联席组长。曾先后担任号百控股、传化智联、硕贝德、伟仕佳杰等多家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以课题组组长身份全过程主持开发了上海国资控股上市公司应对气候变化信息披露评价体系及系列指数；以总架构师身份全过程主持开发了联合国训练研究所在华推出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ESG高级研修班项目、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推出的双碳领导力高级研修班项目、中国建科集团推出的智慧零碳建筑设计高级研修班项目；以总干事身份全过程主持策划推出了零碳小先锋青少年双碳知识科普竞赛，获得相关主管部门的高度赞誉。二零零九年起关注气候变化问题，二零一五年起关注全球自愿碳减排交易，已成功主持参与了若干具有代表性的自愿碳减排项目开发，取得了极好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在学术领域已公开出版多本个人专著，其中，《移动的力量》入选中国互联网时代百本必读书目；《互联网+》入选二零一六年度中共中央国家机关读书活动推荐书目；新作《绿色数字化浪潮：人类自我救赎运动中的新两化融合》和《全球变暖：从科学到政治的奇幻漂流》即将出版。亦是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华社、东方卫视、第一财经等主流媒体长期采访对象。

李志青：复旦大学绿色金融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党委副书记。兼任上海市生态环境治理政策模拟与评估重点实验室副主任、上海市固定资产投资研究会绿色发展专业委员会主任、贵州省绿色金融与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等。主要研究领域为绿色金融、环境经济学、能源与气候变化经济学等，在绿色金融、ESG等领域有着深厚的造诣。曾主持国家和省部级等多项课题研究，出版《绿色金融概论》、《ESG理论与实务》等专著4本，教材4本，译著1本，在各类期刊杂志发表论文和文章百余篇。

沈国红：上海城建数字产业集团董事长，上海市城市建设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院长、党委副书记，上海城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

倪受彬：绿色技术银行研究院院长，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委员会委员。安徽大学学士、上海社科院硕士、华东政法大学博士、中国社科院博士后，现任同济大学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教授。

黄明：法学学士、硕士，管理学博士，金融学博士后，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企业管理、金融与法律、碳交易与碳金融等。主持、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上海市哲社、上海市科技发展基金软科学研究等国家级、省部级项目；发表十余篇论文；著有《能源与环境金融市场：历史、机制与制度》；多次获得全国资产评估教学案例大赛、全国金融硕士教学案例大赛、上海金融硕士教学案例大赛等各类奖项。

齐康：上海市节能减排中心总经理助理、副总工程师，上海市生态经济学会副会长，上海交通大学低碳学院产业导师。连续承担“十三五”、“十四五”多轮上海市能源发展和节能低碳领域发展规划，牵头开展上海市能源电力达峰行动方案编制。参与上海碳市场顶层设计，主要承担市场主体、配额分配等。承担了国家发展改革委、世界银行及上海市的二十多项碳交易和城市低碳试点的重大项目和课题。

王宇露：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博士后，上海闵行区领军人才，复旦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电机学院能源经济专业负责人。主要从事能源经济、企业组织行为与战略研究。曾出版专著3部，在SSCI、CSSCI等重要期刊发表论文60余篇；承担国家自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上海软科学基金等10余项。

窦永华：上海宝碳新能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副总,Bureau Veritas气候变化主任审核员，ISO14064主任审核员，WWF低碳制造计划（LCMP）审核员、EVO&AEE能效评估师。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从业近15年，熟悉国内外各种碳核算、碳足迹标准，如国内各行业核算报告指南ISO14064,ISO14067,PAS2050等。作为技术负责人和审核组长参与国内多个省份重点排放企业碳排放核算工作，涉及电力、水泥、钢铁、化工、电解铝、造纸等行业，熟悉企业碳排放核算报告流程，工作开展方式，重点难点以及对应的解决方案。同时作为项目组长负责了国内外100多个碳减排项目的审定和核查工作，涉及行业包括可再生能源发电、钢铁、水泥、化工、生物质、火力发电、垃圾填埋气回收发电、电动汽车、林业碳汇等。

仝岩：上海交通大学环境工程硕士，国泰君安FICC执行董事、碳金融业务负责人，任职6年来深耕碳交易市场，在国际碳金融项目的开发、审核和交易方面有12年丰富经验，曾参与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相关碳金融项目的开发审核，并与日本、欧洲等国际碳交易商开展相关交易。

岳庆松：SGS（通标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风险管理解决中心中国区总经理，专业为企业用户提供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和能源领域的咨询和培训服务，并在企业供应链风险管控等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与研究，曾经服务过的全球知名用户包括佳能中国、电装中国、伊顿中国、大众汽车、圣戈班亚太等，为其用户在中国及海外的合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与保障。

黄丽君：高级工程师，中国质量认证中心上海分中心认证四部部长，上海交通大学中英低碳学院产业导师、上海市科普巡讲团成员。主要从事应对气候变化、节能、碳核查等相关工作、承担多项国家及地方应对气候变化相关项目或课题，具有丰富的核查及项目经验。从08年至今，核查的企业数量近200家，覆盖电力、电网、钢铁、水泥、造纸、电解铝、玻璃、陶瓷、有色金属、化工、石化、汽车、机械制电子等行业。

培训安排

2023年4月26日

08:40-08:50 学员签到

08:50-09:00 开班仪式

09:00-12:00 中国双碳目标背景起源

宾晖，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副总经理

12:00-13:30 午餐及午休

13:30-14:30 全球变暖科学发现之旅

14:30-15:30 气候变化国际谈判简史

15:30-16:30 碳中和主流路线全球概览

李易，上海社科院数字化绿色化协同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安徽长三角双碳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

2023年4月27日

09:00-10:30 京都议定书与碳交易起源

10:30-12:00 全球碳市场现状及前景

李志青，复旦大学绿色金融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12:00-13:30 午餐及午休

13:30-16:30 碳资产管理与碳金融服务

仝岩，国泰君安FICC执行董事

2023年4月28日

09:00-10:30 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

宾晖，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副总经理

10:30-12:00 绿色技术银行

倪受彬，绿色技术银行研究院院长

12:00-13:30 午餐

13:30-15:30 上海城建数字产业集团

沈国红，上海城建数字产业集团董事长

现场游学点简介

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是经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全国首家环境能源类交易平台，于2008年8月5日正式揭牌成立，亦是全国碳市场交易系统的建设、运行和维护单位。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始终以“创新环境能源交易机制，打造环保服务产业链”为理念，积极探索节能减排与环境领域的权益交易，业务涵盖碳排放权交易、中国核证自愿减排量交易、碳排放远期产品交易、排污权交易、碳金融和碳咨询服务等。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是上海市碳交易试点的指定实施平台，也是经国家发展改革委备案的中国核证自愿减排量交易平台。目前，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已经成为全国规模和业务量最大的环境交易所之一，市场发展各项数据均名列全国同行业前列。

绿色技术银行-是《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提出的重要举措。2016年，科技部正式提出建设绿色技术银行，并选择上海作为绿色技术银行的落地点。2017年12月，绿色技术银行启动运行。绿色技术银行，是汇聚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安全高效、生命健康8等可持续发展重点领域中的先进实用绿色技术，强化科技与金融结合并实现科技成果的资本化、加快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和产业化、同步服务于国内可持续发展和绿色技术领域南南合作的综合性服务平台。目前绿色技术银行信息平台已筛选和收储绿色技术9200余项，储备绿色领域专家团队1600多人，成功促成了一批绿色技术成套解决方案的转化应用。转移转化平台集聚评估、金融、转移转化等服务机构及国际组织119家，形成全链条服务支撑能力；金融平台搭建绿色产业基金、政策性贷款、资本市场多层级科技金融体系。

上海城建数字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是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旗下的智慧城市建设运营专业服务商及数字生态圈资源集成商，依托隧道股份长期积淀形成的建设运营管理经验及海量的项目实施数据，汇集优质数字资源，融合现代数字技术，聚焦智慧城市基础设施规划、建设、运营的全场景、全过程，提供全周期的平台化数字增值服务。数字集团紧跟国家数字化发展战略，秉持“面向智慧城市，协同数字资源，创造数字价值，助力数字转型”的发展理念，致力于成为城市数字建设行业的领军者，在上海推进国资国企数字化转型之际，整合隧道股份数字化资源与能力，加快拓展数字经济领域，赋能企业各产业板块升级，促进内部协同与外部联合发展，全面服务智慧城市建设，让城市生活更美好！

培训费用

线上：2天/人

线下：3天/人

培训流程

1、请认真填写报名表，如内容有不实信息主办单位有权取消培训资格；

2、提交报名表后，经由工作人员审定信息合格后通知报名人参与培训，并发放培训录取通知书；

3、学员凭培训录取通知书报到参与培训；

4、学员完成两天课堂课程后，撰写结业论文经评审合格，将获得由联合国训练研究所上海国际培训中心颁发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气候行动领导力高级研修班培训证书。

报名联系方式

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贾康｜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实现零碳目标

carbonhrss — Sun, 26 Feb 2023 09:00:41 +0000

编者按：可持续发展是21世纪人类共同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发展绿色金融，支持绿色低碳产业，持续推进重点行业及相关领域的绿色化改造，对引领经济平稳发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发展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为贯彻落实可持续发展理念，构建绿色金融服务体系，《经济观察报》社发起“可持续发展在中国”系列专题栏目，结合全球生态环境治理与当前发展目标，对当下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机遇与挑战进行深度解读和探讨。

本期我们采访了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贾康，就“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实现零碳目标”话题展开分享。

以下为专访实录：

我注意到市场人士、企业界的朋友们都特别关注这一两年大家看重的ESG这个概念，要在绿色低碳的发展轨道上贯彻中央已明确的40年为期的零碳目标，具体是先达到碳达峰，然后实现碳中和。

那么这样的发展需要有多种手段的配套，需要有我们在ESG概念下的行业自律，企业自律，也需要经济手段的积极配合——包括碳交易市场碳金融支持，在环境税这方面引导一些财政为后盾的经济手段，对于绿色低碳产业的政策倾斜的特定的支持。还有在实际生活中，从企业一直对接到消费者习惯的、全套经济手段为主的系统工程安排。行业里还有一些有影响力的企业，他们非常看重ESG这个概念，积极地探讨和已经实现了一些初步的成效。在财政这方面，要对接上规范化的ESG信息披露，给予必要的财政资金为后盾的政策支持，这都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的。

推进绿色低碳发展相关的一些方面可以点到为止，特别给予关注的我们的工作中间的操作点。还有，在整个发展过程中，中国国内市场要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主体作用，以及和国际大市场的积极互动，形成双循环。

实际上，在加强国际交流合作方面，要特别注重引进和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高端技能的人才。我们金融系统更是这样，在科技金融等等概念下，人才的重要性大家已经有充分的体会。以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升级发展，绿色低碳发展等等，人才要充分地加以培养和积极地引进。

在我们内循环为主体，双循环相互促进的过程中，优化国家整个治理体系，就是在现代化的路径上调动所有的积极因素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落到有具体时间表的新的两步走战略目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