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ESG;数据;资产化;国有企业
及问题
相较国外,我国的ESG实践起步较晚,但随着“双碳”战略的实施,一方面,沪深交易所、国资委等部门相继发布ESG相关政策文件,越来越多的企业将ESG实践的相关信息披露在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企业年报或者企业官网等渠道上;另一方面,ESG和金融的协同共生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企业的ESG表现以金融产品的形式在资本市场上流通和交易,不仅可以降低企业经营风险,也能为投资者创造更高的收益。
多部门ESG政策齐发力,各上市企业披露共奋进。2006年,深圳交易所发布《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自此ESG披露政策正式拉开帷幕,随后上海证券交易所也发布相关的ESG披露指引。2021年,国务院国资委明确将ESG实践纳入央企的社会责任范畴,并与2022年成立“社会责任局”,制定印发《提高央企控股上市公司质量工作方案》。今年7月,随着《央企控股上市公司ESG专项报告编制研究》课题研究成果落地,我国首套完整的ESG信息披露指标参考正式亮相。截止今年8月,已有86.8%的央企控股上市公司发布了2022年度ESG相关报告①。近日,上海国资委也将ESG报告编制工作提上日程,召开了上海国资国企ESG工作专题培训会议,力争到2025年底实现上海国有控股上市企业ESG报告全覆盖。
ESG和金融有机融合,ESG市场发展按下加速键。ESG作为规避风险,寻求机遇的一种社会责任投资,契合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和投资者等将ESG纳入投资决策[1],来衡量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随着绿色金融和ESG投资的相关政策支持,我国ESG产品逐步建立和流通。目前全球资本市场上的ESG投资策略可以分为筛选、整合、参与三大类,我国ESG金融产品主要集中于公募基金和银行理财产品两类。截至 2022年12月31日,ESG公募基金共有624只,其中,2022年新增172只。虽然近年来ESG公募基金的数量激增,但整体规模还有待上升。对于ESG银行理财产品,截止2022年12月31日,已累计发行达219只,其中,2022年新增118只。②可以看到,ESG实践和投资理念得到了国内各个主体愈发积极的响应。
2.数据资产化的现状
随着数字时代的来临,数据作为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之后的第五大生产要素方兴未艾,正如火如荼得渗透到每个人身边[2]。一方面,中央、财政部、中评协等相继出台有关数字经济建设的制度,数据作为生产要素正一步步从资源化、产品化向资产化、资本化的方向发挥作用;另一方面,数据确权、定价、交易、产品标准化、质量评估等全流程的数据资产管理能力逐步提升,企业在不同的应用场景中积极探索激活数据要素价值的路径。
数据资产化顶层设计持续优化。2020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奠定了中国成为全球首个在国家政策层面将数据确立为生产要素的国家。2022年12月,为了加快数据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国务院提出了二十条政策举措,明确提出数据资产入表新模式。今年8月和9月,财政部发布的《企业数据资源相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和中评协印发的《数据资产评估指导意见》相得益彰,进一步规范和夯实了数据要素纳入企业财务报表的创新举措。上海作为数据资产化先行先试的表率,先后推出《上海市促进浦东新区数据流通交易若干规定(草案)》和《立足数字经济新赛道推动数据要素产业创新发展行动方案(2023-2025年)》,确立了以上海数据交易所场内交易为纽带的数据资产评估机制,助力数据资产价值评估和交易流通。
数据资产化应用场景不断创新。数据资产入表是数据资产化的必由路径,找到合适的数据资产应用场景或者商业运营模式则是数据资产入表的必要条件。目前,企业的数据资产应用场景或者商业运营模式可以分为对内和对外两种类型:对内,通过进行数据资产分析,了解市场趋势和风险、客户需求和偏好、产品销售和服务情况等信息,制定更加精准的投资、风险管理和营销等策略;对外,将数据产品化,与不同类型的需求方进行交易,或者提供数据资产存储业务、租售数据和信息,也可以搜集数据为客户提供预测、营销等服务。在上海数据交易所成立仪式上,中国东航的“航班资源宝”成为首批挂牌的数据产品,并对30几家千万级机场开放,积极打造完整的航班链,助力航班保障效率和旅客体验感的提升[3]。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和贵阳大数据交易所的合作生态圈则都包括作为电信行业数据经纪人的中国移动,由其进行数商推介和撮合交易服务。
(二)ESG数据资产化面临的问题
ESG投资是ESG数据资产化的重要应用场景之一,更是释放企业ESG数据真正价值的重要途径。而高度标准化、结构化的ESG数据是企业从ESG投资应用中获取利益的最重要、最基本的底层设施。但是由于目前国内ESG数据基础薄弱、价值难以评估和环境存在风险挑战,导致企业缺乏采集ESG数据、编制ESG报告和投资ESG产品的动力,极大程度限制了ESG数据资产化的进程,企业自身也将失去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ESG数据基础薄弱,企业的ESG表现难以体现。目前,国内披露标准的不一致和非强制性,使得企业整体 ESG 披露率不足。而且由于大多政策文件选取的指标难以绩效化,企业定量指标的披露率远小于定性指标,以致ESG数据无法起到对 ESG 投资应用的指导作用,ESG数据资产化的可操作性也急剧降低。另外,ESG评级体系强调底层数据处理逻辑、指标处理流程对 ESG 理念、指标处理结果与公司实际情况、行业间可比的处理逻辑和最终结果对应用方向五大维度的可解释性,极大程度增加了ESG指标权重确定的难度和技巧,从而出现各大ESG评级机构在不同的ESG评价体系基础上给同一家企业打出大相径庭的分数。企业的ESG表现失真,ESG投资也就失去了价值[4]。
ESG数据价值难以评估,企业的ESG投资受到阻碍。近年来,全球各大组织对于气候风险及其他ESG风险可能对财务甚至企业估值产生潜在影响的观念趋于一致,无论对企业还是投资者来说,将ESG作为投资考量已经成为资本分配过程中的核心原则[5]。证监会主席易会满在2022金融街论坛年会提出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估值体系,而将一直被视为非财务数据的ESG指标纳入资产负债表[6],其实就是对我国财务经济价值考量估值体系的修正和优化,但目前ESG数据存在价值量化的难题,如何将ESG数据货币化,使其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及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特色估值体系要求相符合还需更多的理论支持和实践探索[7]。
ESG数据环境存在风险,数据资产管理挑战加剧。ESG数据是战略高地,也是风险高地。数字时代,企业的经营和管理对于网络和数据的依赖程度逐渐加大,随着数据资产价值得到确认,政府、企业和个人在ESG数据上的投资也在不断加码,如何进行有效的数据资产管理成为每个行业日益关注的重大问题之一。从企业自身角度来看,一方面,ESG实践的每个环节都会产生大量资产沉淀,对于大数据处理平台建设和安全管控能力的不足可能会造成数据泄漏;另一方面,涉敏涉密的ESG数据权属关系缺乏清晰的界定和法律支撑,在数据流通和交易时极易产生安全风险,有损企业品牌声誉和经济利益。从投资者角度来说,数据资产管理能力间接反映出一家企业ESG信息披露的质量和价值,也就是说ESG数据资产管理能力会很大程度影响投资决策,使资金流向重视数据保护、健全安 全管理体系、拥有更好的数据中台运营实践经验的企业。
(一)ESG评价体系:符合我国国情
《中央企业上市公司环境、社会及治理(ESG)蓝皮书》在分析明晟ESG评级、标普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中国社科院研究团队“中国百强科技企业ESG指数”、“重点行业上市公司ESG指数”等国内外权威ESG评级框架基础上,参考《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指南(CASS-ESG 5.0)》,构建对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的ESG治理水平、社会环境价值创造和风险管理水平进行综合评价的ESG评级体系。具体来看,ESG治理从公司治理、董事会ESG治理和ESG管理三个维度进行评价;社会环境价值则贴近中国国情,贯彻落实二十大精神和新发展理念,以实现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建立国家价值、产业价值、环境价值和民生价值四个指标;风险管理突出行业特征,从制度建设、实践举措、绩效管理和负面披露四个维度衡量企业管理行业风险的水平。为进一步规范ESG报告的编制,提升央企控股上市公司ESG工作水平,《央企控股上市公司ESG专项报告参考指标体系》聚焦中国国情的同时,积极对接国际ESG理念与政策标准,构建涵盖央企控股上市公司在环境、社会、治理三大领域重点主题的三层ESG评价体系,包括基础披露、建议披露和需要定性描述的三大类指标。考虑到今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该指标体系增添了具有前瞻性和创新性的“无障碍环境建设”指标,并着重突出党的领导,设立“党建引领”指标,体现央企ESG报告的“根”和“魂”。
(二)ESG数据标准化:去量纲同趋势归一
ESG评价体系是一个典型的多层级多指标的评价体系,通过一定的算法逻辑对底层数据进行计算得到上一级指标评分。而多指标体系中不同性质的指标存在不同数量级和不同趋势,所以对ESG原始数据进行去量纲和同趋势化是标准化处理的重要步骤。ESG数据无量纲化处理的目的就是解决不同数量级问题,使得数据具有可比性[8]。比如,同一行业内一部分企业对于传统能源的消耗量较大用电量大,对其他如太阳能、氢能等新能源的消耗量相对较小,而另一部分企业则反之。此时就需要去量纲处理,将能源消耗指标统一折算为标煤量、单位产品能耗等,使指标处于同一个数量级别。ESG数据同趋化处理即解决趋势不一致的问题。比如,将企业绿色产品研发与环保技术使用数据和废水污染物排放行为数据放在一起处理,前者是正向加分指标,后者是负向减分指标,二者的趋势性截然相反。因此,可以采用废水污染物排放程度由大到小将其指标赋值由小到大的方法,实现企业绿色产品研发与环保技术使用与废水污染物排放两个指标的作用力方向趋于一致。将ESG数据赋值为一定区间(如 0-100 分)的数值型指标行为称为归一化。以明晟ESG评级方法为例,环境和社会两个维度的相关指标使用最常见的最小-最大规范化方法进行赋值。其中,关键议题得分的最大值使用集中95%—100%之间得分的加权平均,关键议题得分的最小值则使用集中0%—5%之间得分的加权平均。
(三)ESG数据资产化:价值可货币化
国际知名的企业社会责任与可持续发展专家殷格非认为ESG投融资是ESG发展的引擎,在完成了ESG数据的量和质的挑战后,探索ESG价值货币化对于体现企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和企业社会责任具有重大意义。金蜜蜂智库就ESG价值量化提出“ESG净值”概念,通过比较企业对社会与环境等的外化影响与行业平均水平的差异,来衡量企业面临的ESG风险或基于的货币化价值。比如,ESG中的环境维度涉及企业绿色环保的投入,从表面看投入应该都是成本,但实施绿色环保举措的同时可以给企业带来绿色收入和环保收入,那么如何货币化一个公司绿色环保的价值和成本呢?以一个行业的绿色环保投入平均值为例,一个企业的绿色环保投入水平如果低于行业的平均水平,就相当于外部化了比平均成本更高的成本,如果高于平均成本,外部化的是相对价值。这正是金融机构和投资者最为关心的财务数据。为了更好地帮助企业将企业品牌价值、研发投入、人力资源等ESG数据的长期价值计量进资产负债表,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国际合作研究处副处长戚悦对企业的ESG社会表现进行了货币化探索。戚处主要选取在社会方面作出主要贡献的ESG指标,依照投入产出逻辑进行测量研究。比如,在现代产业体系中企业的产业链支撑引领价值由供应链支撑和产业链引领两本分组成。其中,供应链支撑包括产业链安全投入、产业链融资与公开采购额和产业链培训三个指标,产业链引领由企业研发投入指标表示。再如企业积极参与的慈善公益事业,社区捐赠与乡村振兴的社会价值除了企业直接捐赠和购买以外,添加数字经济发展下“平台建设支出”指标来反映“平台经济”这一扶贫新形态。
数据来源:
①数据来源:国务院国资委社会责任局。
②数据来源: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Wind。
[1] 宋一程.碳达峰、碳中和背景下商业银行ESG治理机制建设研究.[J].海南金融,2021(12):59-67.
[2] 赵鑫.数据要素市场培育:法律难题、域外经验与中国方案[J].科技进步与对策.2022,39(17):123-131.
[3] 民航动态[J].航空维修与工程.2021(12):10.
[4] 马喜立.ESG投资策略具备排雷功能吗?——基于中国A股市场的实证研究J].北方金融,2019(05):14-19.
[5] 许明珠.ESG与企业估值[J].中国资产评估,2021(07):22-26..
[6] 石运金.多重政策利好,央企估值回归[J].股市动态分析,2022(24):64.
[7] 余玉湖,李景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生态图景[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2(05):42-48.
[8] 赵婧雯,左佳妮,旷开金,刘金福.碳中和背景下中国金融行业ESG评价体系优化与实现研究[J].海南金融,2023(03)25-38.
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阅读本文
您好!请登录